“救焚拯溺”，参与南迁的第一代故宫人那志良曾用这样的词语形容转移文物之危急匆忙。“在码头或车站抢运文物的时候，一有警报，大家就马上躲起来，藏在火车下或是屋檐边，警报过去又出来继续工作。”那志良的儿媳王淑芳说。

在李文儒看来，文物南迁是在兵荒马乱的条件下进行的，人尚难自保，近两万箱文物万里迁移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西迁，并没有一个详细计划逐步实施，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在长沙、汉中、成都、重庆等地，常常是文物前脚离开，后脚便有敌机轰炸。时间之紧迫，间不容发。”

一家三代均结缘故宫博物院、参与文物南迁全过程的故宫博物院原文物保管工作人员梁匡忠曾说：“一队文物至少要一个士兵监守，车厢内要架机枪。押送人员和勤杂工要分班坐在车头和车尾。因为车头车尾更容易出事。”

“什么都遇到过。土匪、翻车、日军轰炸……压力特别大。”梁匡忠生前回忆，有一天快到郑州了，大家正在休整，日军飞机突然来了。“当时我父亲身体不太好，根本跑不动，眼看着躲不过炮弹了，一个工友跑过来背起他就跑……”幸运的是，这场轰炸没有对文物造成伤害。

川陕路上的土匪也让押送人员心惊胆战。“有一次，路被横放着的大树挡了，远处还聚集了不少人，才知道那是土匪。”梁匡忠回忆，“不过后来看到我们车上有机枪，土匪自己跑了。”

曾主持过南迁工作的庄严之子庄灵回忆说：“当时每到一地都可谓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走川黔公路过乌江桥时，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除了路途颠簸，战火也紧紧追赶着护宝人。在湖南时，护运人员本想将这一批国宝暂时存放在岳麓山湖南大学图书馆，但之后觉得战局不妙，于是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轰炸湖南，图书馆被夷为平地。“事后大家都说，国宝有灵。”庄灵感叹。

“文物南迁保护的不仅是文物，更延续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民族精神。”李文儒表示。

全民护宝的伟大行动

李文儒说：“如果说抗战是全民抗战，那么南迁就是全民护宝。百万件文物、1.9万多箱文物、上万公里路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是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安排存放点。如果光靠故宫工作人员，恐怕连北京都出不去。”

据介绍，南迁文物在四川乐山和峨眉两地的存放时间最长、存放数量最多——1.7万多箱文物放了7年多，期间都是靠当地老百姓出人出力。

当年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故宫文物避寇记》作者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告诉记者：“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地人搬箱子轻拿轻放，比熟练的搬运工都要仔细。他们为文物在乐山平安度过7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欧阳定武回忆，存放文物的箱子都很沉，一个人只能背一箱，大箱子要两个人才能搬动，所以搬运的时候就得依靠当地百姓。

“听母亲讲，有一天，工作人员在清查文物时，发现有一个箱子不见了。工作人员吓坏了，于是紧急找来当地有名望的人……”说起这段经历，欧阳定武有些激动，“国宝一定不能丢，无论如何都要找回来。于是大家号召当地村民，如果谁发现了这个箱子，就送到土地庙去。第二天，大家去土地庙查看，发现不见的箱子被放回了庙中，里面一件东西也没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