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上海不仅为来自异地他乡的岭南画派构建了一个立足发展的生存环境，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新创造的都市舞台，使“二高一陈”在这里寻找到了他们政治上的同志、艺术上的同道和事业上的同门。

    王琪森

    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海派书画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型艺术流派，它在历史成因上是承前启后，它在艺术风格上是传承创新，它在画派性质上是海纳百川，它在群体构成上是大师辈出的。而海派书画重大的转型与突破期为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元年，即1912年。

    然而，历史时常有惊人的因缘契合之处。也是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继海派书画之后，又崛起了一个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相当的艺术影响、精英的群体构成的画派——岭南画派。而岭南画派重要的确立期与奠基地，亦是在民国元年的1912年的黄浦江畔。于是，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两个艺术流派相逢相遇了，由此导致了一种巨大的艺术嬗变、强劲的画派革新、勃发的群体创造和激扬的笔墨驰骋，为近现代中国美术拓展了绚丽的时空和华彩的时段。

    岭南画派，顾名思义是以五岭之南的区域性、人文性、风格性与群体性为主体的艺术流派，然而其重要的奠基地与确立期为何选择了上海？这又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历史的抉择、艺术的使命、群体的支持和风格的对应？研究岭南画派，上海的1912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聚焦点和关键的切入口。

    历史的抉择与城市的契合

    岭南画派的领袖人物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以下简称“二高一陈”)，将一个画派的奠基地与确立期选择在上海，体现了睿智的目光、开放的精神、拓展的气魄，也是成功地践行了一种文化决策和艺术战略。

    从城市的特性和社会结构来看，开埠后的上海，是多种文明和多元文化交融辐射之地，是由本土文化、外省文化及外来文化所体现出的文化共通和价值互补之城。因而当时上海的工商日见兴盛，经济日益活跃，市井日趋繁荣，它所具有的城市综合优势和社会开放程度要远远超过同为当初五口通商口岸的广州，特别是其经济实力和文化发展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领先地位。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作用下，海派书画迅速崛起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无疑为岭南画派入住上海提供了一个宽广的文化平台和良好的艺术空间。

    除了社会、经济、艺术诸条件外，不可忽视的是在政治成因上。“二高一陈”选择在1912年将岭南画派入住上海，也是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三要素。1912年系民国元年，统治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终于寿终正寝，这正是一个社会转型、政治更新、城市发展、经济变革的新兴历史期。当时的上海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根据地，1912年2月13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第二天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辞职，至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于4月3日就返回上海，暂住哈同花园。此时的上海，云集了一批同盟会的领导核心成员，如陈其美、李平书、王一亭、胡汉民、张静江、廖仲恺、汪精卫、伍廷芳等。而高剑父在1906年留学日本时，就在廖仲恺的介绍下，在横滨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底受孙中山、黄兴委派，高剑父返回广州，主持南部同盟会工作，筹备组建“中国同盟会广东分会”，参加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光复广州等重大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广东革命军组织新政府，协议推举广东都督，凭着高剑父的影响及贡献，有人推举高剑父。高此时却表明心迹，自己有志于艺术。由此可见，高剑父作为辛亥革命的中坚人物，投身推翻封建帝制的画家，从1912年起，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艺事，从革命家转向了艺术家。而1912年上海的政治环境与人脉关系，对高剑父来讲无疑是有着相当的吸引力与亲和力。为此，他向广州新政府提出发展美术事业的经费支持，时任省长的陈炯明与高剑父是朋友与战友，高是陈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于是陈炯明慷慨拨款1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款项。1912年的人间四月天，正是江南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的时节，“二高一陈”从岭南广州来到了上海，创立了“审美书馆”。6月5日，正式创刊发行了进行“艺术革命”的《真相画报》，画报以“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为宗旨，高举起中国画革新变法的大旗，并在第一期上刊出了陈树人编译的《新画法》。

    “二高一陈”来到上海及《真理画报》的创刊，对于岭南画派来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宣告了一个画派的政治主张、艺术追求和流派构成，更奠定了一个画派的事业根基、社会影响及未来发展。上海不仅为来自异地他乡的岭南画派构建了一个立足发展的生存环境，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新创造的都市舞台，使“二高一陈”在这里寻找到了他们政治上的同志、艺术上的同道和事业上的同门。

    群体的支持与经济的支撑

    1912年，对于海派书画来讲，也是非同寻常、狂飙突进的一年。在这一年，“诗书画印”四绝、善于吸古纳新、自辟蹊径的一代艺术大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使海派书画自赵之谦、任伯年之后，拥有了一位最杰出、最有建树、也最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而此时，由于一个王朝的覆灭，一大批前清的高官大吏、名流鸿儒先后汇集到上海，他们是陈宝琛、陈三立、康有为、朱祖谋、沈曾植、张謇、曾熙、李瑞清、张元济等。这批士大夫在上海实行了集体转身，加入了海派书画群体，从而形成了中国艺术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师群体和人才高地，使海派书画获得了一个更新换代的高端发展契机。

    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在这样一个历史变更期来到了上海，和海派书画的这个新兴群体不期而遇、结盟从艺。坦率地说，尽管当时的岭南画派在群体的构成、艺术的地位、社会的影响、创作的成就上还不能和海派书画同日而语，即是“二高一陈”，从他们的个人从艺的年龄、造诣、资历来讲，还系年轻的一代，当时的高剑父最年长，才33岁，高奇峰23岁，陈树人28岁。而以吴昌硕为领袖的海派书画家大都属“二高一陈”的师辈，如其时的吴昌硕已68岁，陈宝琛已67岁、沈曾植已62岁、康有为已54岁等，可谓是德高望重而人艺俱老。但敏锐而聪慧的“二高一陈”以其特有的审时度势的能力，确认海派书画的艺术精神与岭南画派的精神还是相通相契的，因而义无反顾地欣然来到上海，而海派书画群体以其相当的热情、宏大的雅量及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个当时还年轻、弱小的画派，形成了一个文化艺术的共同体。

    海派书画对岭南画派所作出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群体性的支持、交流和互动、结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德高望重的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给“二高一陈”以宝贵的扶植，与他们相处友善，当喜好篆刻的高剑父带着自己的印稿去请教吴昌硕时，缶翁对其篆刻的刀法、字法及师承等作了具体的指导，让他从此改学秦钵。缶翁的得意门生徐星洲还为高剑父操刀刻印。而海派书画群体中擅长美术理论、学术著述的黄宾虹在《真相画报》创刊前夕，即在他主笔政的《神州日报》率先刊登了《真相画报》的发刊词：《<真相画报>出世之缘起》一文。6月5日《真相画报》创刊号正式发行，6月21日，第二期出版，就在这一期，黄宾虹即撰写了在艺界及社会上产生相当影响的《真相画报叙》，并刊出了黄宾虹的设色山水画《竹西芳径》。黄当时在上海是具有代表性的美术理论家，他的撰文评述，为《真相画报》的刊行起到了重要的推介作用。与此同时，海派书画家中资深的胡寄尘、马星驰、沈心海等人亦从创刊号起就在《真相画报》上发表作品。胡寄尘是黄的安徽同乡韫玉的胞弟，韫玉是吴昌硕的好友。胡亦是一位反清志士，自称“一个革命党”，他的诗作《秋夜》等就刊载于画报的创刊号。沈心海曾参与创办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画报上的“历史画”大都出于他的手笔，高剑父、高奇峰对沈具有鲜明“申派”(亦即“海派”)风味的人物画，很是欣赏。随后，吴昌硕、王一亭、黄山寿、倪墨耕等人的画作也刊登于《真相画报》。“我们不难发见，高氏选择上海同人，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之外，隐隐中还有着艺术互补原则的考虑。没有这些上海同人的介入，办报无疑要艰难得多，画报的内容不会那么精彩。”(王中秀编著《黄宾虹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96页)

    海上画派群体对岭南画派的支持与援助，为之摇旗呐喊，为之造势助阵，不仅使这个外来的初创画派在上海立稳了脚跟，建立了艺术大本营，而且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背景及更高的历史层面上，借鉴了一种现代的运作方式及新兴的经济形态。正是上海商贸的繁华、经济的活跃及市场的竞争，使海派书画家的从艺方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即从书斋画室型、烟云供养化转向社会现实，遵循经济规律，接受市场检验，关注受众营销，由此而确立了海派书画的现代经济形态与市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机制，一个画派的经济形态和从艺方式有直接而本体的关系。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基本保障和相对独立，这个画派就缺少了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为此，岭南画派的“二高一陈”在创办《真相画报》的同时，还效法海派书画展开了积极的经济营销活动，使艺术和经济接轨，赋予画派以至关重要的“造血功能”。

    “二高一陈”以设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惠福里的审美书馆为主要场地，时常邀请颇具实力的中青年画家及海上名家举办赏画会、研讨会、展销会等活动，使画馆具有了画廊的经营性质和销售功能。如当时年仅17岁的徐悲鸿初到上海，工作无着，流落街头，为此他曾画马一幅，寄给审美书馆的馆长高剑父。不久，即得高回信，告知这幅马已出版销售，并寄上稿费。以后徐悲鸿时常为书馆画月份牌及仕女图。徐与“二高”的友谊也由此建立。可见市场意识与经济形态对一个画派的支撑作用。也就在这一年的初冬，高剑父又从上海赴江西景德镇开办“中华瓷业公司”，这也体现了他们的实业精神。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对于上海艺术市场来讲，是个重大的转折期，在这之前，上海艺术市场整体上处于低价位期，以清末的一流画家任伯年为例，当时他的润格最高，每尺也才2元大洋。而从1912年起，上海艺术市场的价格整体飙升。“1912年以后，书画润例是上昂的趋向，书画逐渐脱离消费商品的低价向艺术品的高价移位。”(王中秀、茅子良、陈辉编著《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8页)吴昌硕的润格已是每尺12元大洋。徐悲鸿当时为审美书馆画了4幅仕女图，高剑父就寄了50元大洋给徐，以一张四尺计，这位年仅17岁的青年画家的润格也超过了当时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这50元大洋对徐悲鸿来讲，的确是解了经济上的危机与无米之炊。

    正是群体的支持和经济的支撑，使岭南画派在上海拥有了自己相当广泛的社会人脉和相当坚实的经济基础，从而经受了上海这个大都市严峻的市场竞争和生存挑战，取得了强劲的发展势态。岭南画派不仅得以与海上画派双峰并峙，而且其审美书馆成为了上海最早印刷发行美术作品的机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