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无物非草书
——访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获得者王冬龄
■本报记者 李金豹

       王冬龄（冬令、悟斋、眠鸥楼、大散草堂） 1945年出生，江苏如东人。中国美术学院现代书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草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兰亭书法社社长，杭州市书协主席。
　　曾在国内外举办个展二十余次。在大英博物馆、比利时皇家美术馆、香港艺术馆,以及美、德、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现场示范巨幅草书创作。作品为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等收藏。近年新著《书法道：王冬龄书法艺术》、《王冬龄谈现代书法》、《王冬龄创作手记》、《王冬龄谈名作名家》、《王冬龄：黑白至上》等。

  书法报：祝贺您获得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您在书坛久负盛名，无论是在创作、学术还是教育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功，您怎么看这个奖项？
　　王冬龄：兰亭奖与电影金鸡奖、戏曲梅花奖一样，是当代中国最高艺术奖，当然也是书法界最具权威性的奖项，是对当代书法创作的鼓励和肯定。在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时期，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开拓新局面，这个奖项无疑对当代书坛是很好的鼓励和鞭策，对振兴中国书法事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能够有幸获得兰亭奖·艺术奖，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书法报：您曾先后师从、受益于林散之先生、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他们都是20世纪的书法巨匠，常人能得其中一人教诲已相当不易，所以您的求学经历让人很羡慕，我想这就是机遇。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努力固不可少，机遇也很重要，您怎么看待这之间的关系？
　　王冬龄：我在书法艺术道路上能够得到林散之先生、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的教诲与厚爱，这确实三生有幸啊！这也是我最宝贵的人生财富。他们都可谓中国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能够师承他们，对领悟书法艺术的真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多年后回想当年与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弥足珍贵。自己心里明白，一定要努力再努力，不辱师门，也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我觉得，一个人在学习书法当中，首先要强调个人的艺术观念和思想，最重要的是学习动机要纯粹。我把书法作为毕生的事业，脑筋和精力转移得太多肯定是不行的。老师的激励，反复的磨练，才会有艺术的成就。作为书法家要有很好的个人素质，这就是对书法艺术抱有纯粹的情感。机遇很重要，关键还是要靠个人努力，一定要有扎实的幼功，加上严格的专业训练，才会有艺术上取得成就的保证。
　　书法报：您思维结构、行为方式的两个方面很有意思，一方面与古为徒，另一方面其命惟新，行走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之中。您曾在一些访谈中特别强调过书法艺术家的概念，您是这么思考也是这么去践行的，您觉得这应该是当代书法家的时代使命吗？
　　王冬龄：书法是一门有着悠久传统的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研习书法，当然需要“与古为徒”。但是，时代是在发展的，任何艺术都需要与时俱进，离不开创新。总的说来，我一方面是恪守书法传统，坚持日课；另一方面要在书法创作方面去开拓、创新、实践，坚持现代书法的创作。我也在努力实现中国书法与当代艺术的对话，让两者交融共进。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有当代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书法的文化性和内涵度成为一种共识。在二十一世纪“地球村”的格局下，中西文化产生激烈的对撞，我们应强调书法的艺术性。只有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来思考和对待，才能使中国书法更好地生存和繁荣。当代书法家的使命就是促使中国书法走向世界，让不同文化地域的人们感受书法的艺术魅力。在我看来，注重培养书法艺术家是高等艺术学院书法教育的重要理念，时至今日，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书法家，更需要书法艺术家，乃至具有国际影响的书法艺术家。我认为这既是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文化艺术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甚至可以说，是在文化艺术上实现“中国梦”的需要。
　　书法报：您认为大草是最适合表达自己情感、世界观的一种生命符号吗？为什么？您有跻身于历史中最伟大草书家行列的理想吗？
　　王冬龄：草书是书法的极致，大草又是草书的极致。诚如翁方纲所云：“空山独立始大悟，世间无物非草书。”草书是对客观世界的形象化表达，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宣泄，是艺术家世界观的艺术符号。清代刘熙载讲过，篆隶楷是“详而静”，行草是“简而动”。篆书、隶书、楷书受到字形的束缚，而大草在线条和字形上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大草将书法的动感和韵律发挥到极致，同时又深刻地表现出作者的精神、情感、修养以及心灵深处的东西。历史上伟大的草书家少之又少，林散之先生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和榜样。我将致力于草书艺术的探求，终身矢志不渝，至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这不是靠个人“理想”决定的，要让时间说话，让后人评说。
　　书法报：耳顺之后与血气方刚对草书的理解会有很大差别吗？身体、技法、阅历或者修养哪个更重要一点？
　　王冬龄：《书谱》云：“人书俱老。”这个“老”不单单指生理上的老，更是指思想和精神境界的成熟。我自己有体会，过去写的篆书、隶书、楷书，虽然有年龄的差别，但还是可看的。而对于草书，过去的一些作品简直是“惨不忍睹”，这就说明了草书的特殊性，对技法和功力的要求更高。所谓修养是指书法家仍然能够保留那份灵性，古人说“腕下有神”、“腕下有鬼”，就是指灵性。当然，身体也是关键因素，比如说创作巨幅书法作品，没有好的身体，只能是望洋叹息。总的说来，建立在良好的技法和深厚的功力的基础上，身体给书法以力量和气势，修养凸显了作品的气息和韵味。所以说，技法、学养、功力、身体俱好，才能创作出完美的作品。
　　书法报：写草书是需要天赋的，长期沉浸在草书的天地里，会对一个人的性格、气质、社会认知甚至人生轨迹产生哪些影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王冬龄：能够写好草书的必定是性情中人。具有洒脱的情怀和丰富的感情，又要有非常坚实的书法功力与修养，才能使草书更为感人，更有内在的魅力。林散之先生讲过，写草书还是要胆大的。在我的人生轨迹中一直在参悟草书的狂放不羁又收放自如，虚实相生，变化无穷，这种“狂放”是在循守规矩中的放得开。可以说，草书的线条美、虚实感和协调性，对我的性格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草书是感性的、抒情的，但这又是在笔法理性的框架中发挥。我在生活中是凭着多年草书实践中的感性和直觉的智慧来认识自己、认识人际、认识社会，通过草书艺术表达我的艺术观与人生观。
　　书法报：您有研究怀素《自叙帖》、张旭《古诗四帖》的文章行世，关于这两个帖的真伪在学术界可谓各持一词，您从一位书法艺术家的角度怎么评价它们的真伪优劣？
　　王冬龄：怀素《自叙帖》是林散之先生的枕中密，他有一卷珂罗版的怀素《自叙帖》，始终带在身边。我在扬州跟随林散之先生的时候，有一本上海用宣纸精印的张旭《古诗四帖》放在他案头一个多月。我对这两本帖有20多年的关注和研究。以一个大草的学习者来看，这两件作品属于上乘之作。我赞同董其昌及谢稚柳、杨仁恺先生的判断。从所谓的文献和资料来推断《自叙帖》和《古诗四帖》的真伪是可以商榷的。我相信，这两件书法史上的巨作，今后在学术上仍会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管如何，《自叙帖》和《古诗四帖》已经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非常优秀的大草范本。
　　书法报：您幸福吗？
　　王冬龄：作为艺术家，我早已皈依了中国书法，对书法事业充满了信心和抱负，如今又生活在21世纪中国的杭州，你说我能不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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