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4日，郭庆祥接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范曾诉郭庆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损害名誉侵权案1月12日的开庭传票，案件号为2011年度民字号第53号。但被告对原告的起诉提起管辖权异议，案件延期开庭。

　　范曾与郭庆祥的字画交易

　　案件的焦点，渐渐聚焦在范曾与郭庆祥两个人身上。在业内，范曾是知名画家，而郭庆祥是知名收藏家，彼此曾有过巨额字画交易。关于两人的交往，郭庆祥告诉时代周报：“1995年，荣宝斋业务经理米景阳找到我，称他的好友范曾在法国购买了一处房产，因没钱支付房款了，请我帮忙购买范曾200张画，价格为人民币4000元/平方尺，每张为3平方尺，单价每张为人民币12000元。当时我给了米景阳一个面子，订购了范曾200幅中国画、100幅书法(书法每幅1000元)。事情定下后一个月左右，范曾就画完了100幅作品，并已装裱完毕。我感觉，一个画家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就能画完这么多作品？并已装裱好？我就抱着疑问到了范曾在北京的画室，来看他后100幅的作品。结果到其画室一看，很多3平方尺的宣纸都用吸铁石整齐地吸在画墙上，‘老子出关’、‘钟馗’、‘达摩’等题材几乎和前100幅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这几个人物造型来回组合。就连他的书法，我发现也是像商标一样，如同设计出来的文字，根本就没有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情感，和艺术也就没有任何关系。同时认为他的社会名气和他的画作水平也根本不相符，他并没有如他自己宣传那样的艺术成就。”

　　郭庆祥了解那批画的内容和制作过程后，认为作品题材重复过多，曾叫负责购画事宜的赵刚拿了其中数十幅作品要求范曾换一些新的题材。1997年，荣宝斋拍卖行在大连博览大酒店搞了一次拍卖活动，郭庆祥委托该酒店画廊经理刘向利在拍卖会现场门口，搞了一次范曾作品寄卖，想通过拍卖会上的客人卖出去。郭庆祥说：“当时这200幅画标了两个价格，一个是批发价3万元/张，另一个是零售价5万元/张，都有价格标签。当时荣宝斋负责人左安平还问：范曾的画怎么这么多？怎么像在卖货品？是真的吗？并找来另外几个拍卖会上的老先生，结果一看全部是真的。”

　　事隔多年后，郭庆祥于2010年5月在《文汇报》发表了《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文中提到“现在有一位经常在电视、报纸上大谈哲学、国学、古典文学、书画艺术的所谓的大红大紫的书画名家”。随后，《文汇报》发表了孙逊的《画家最终还是要凭作品说话》、谢春彦的《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谢春彦在文章中提到“卖得火，吹得火，势得牛的范三官人”。

　　2010年9月，范曾起诉称“三篇文章主观武断，捕风捉影，随意攀比，不负责任，使用侮辱、诋毁、刻薄的语言，直接攻击原告。”要求《文汇报》登报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要求被告郭庆祥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要求被告谢春彦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20万元。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事件引起了广泛讨论，尤其是评论家和画家之间的关系引人注目。艺术评论家杨小彦告诉时代周报：“我能理解画家一般情形下都需要大家说赞扬的话，这至少没大错。但表扬多了，那就不是批评。所以，批评说些不动听的话，是对的，应该允许，说得过度了一些，尖刻了一些也无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应该大度一些，不要太计较，要宽容，笑笑而已，这才像大师，像大艺术家。自然，批评绝对不是骂人。有价值的批评，更多的是指出问题，探讨问题。我个人认为，为批评着想，我们还是应该要有更开放的言论空间，被批评的艺术家，即使是已经成就很高的人，应该对批评大度。”

　　“无他，惟手熟耳”

　　在案件还没有正式开庭时，郭庆祥通过媒体公布了“范曾流水线作画”的照片。在照片中，可见郭庆祥所谓的范曾流水线作画的步骤：一面巨大的白墙之上，整齐地悬挂着10张大幅宣纸，所有白纸上面出现的近乎是同一个“古人”的头部，画面其他部位还未出现。而在这面白墙最末端的一张白纸前，穿着蓝色外套的范曾正在作画，似乎在点染的是“古人”的头部，这个“古人”就是范曾常用题材之一“钟馗”。在另外的照片中，相似的10幅“老子出关”同“钟馗”一样被整齐地悬挂在白色墙面之上。与“钟馗”不同，这些“老子出关”的大致轮廓已经基本勾勒完毕，剩下的只是等待着画家着色。郭庆祥表示：“这些照片充分证明了范曾长期以来毫无创造力的绘画表现，完全是一种流水线的生产方式。”

　　范曾的学生崔自默公开表示，这些照片是他拍摄的，作为研究资料发表在“自默文化网”上，意在赞扬范曾绘画技巧精湛，不想却被郭庆祥拿去当作老师“流水线作画”的证据。崔自默认为，郭庆祥未经允许公布照片是侵权行为。对于郭庆祥指责范曾“流水线作画”的说法，崔自默表示反对：“早年我拍下范曾先生画老子和钟馗系列的照片，其意思是想说，先生可以在瞬息之间创作十来张不同面貌特征的老子，虽然他们形貌各异，但精神内质是惊人地相似，‘技进乎道’，就像庄子的《庖丁解牛》里阐述的游刃有余的境界。‘无他，惟手熟耳’，是卖油翁的名言，也是大家形成个人风格和绘画符号的必由之路。”

　　在“自默文化网”上，崔自默发表《“流水作业”不好么？—替范曾先生辩护并驳斥郭庆祥等》的文章称：“齐白石画过多少一个样子的虾？徐悲鸿画过多少一个样子的马？李可染画过多少一个样子的牛？黄胄画过多少一个样子的驴？难以计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艺术的最高度。他们都有绝对的精品与代表作。画作被分为神品、妙品、逸品、能品等等，非为无由。这个道理，对于范曾先生也一样。”

　　郭庆祥则认为照片可以证明《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他说：“我描述的在美术创作中的浮躁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范曾就自觉站出来，认为说的就是他自己。现在有照片为证，还有许多人证，更加能说明我在文中所指出的艺术创作乱象是完全有事实依据的。现在范曾又以此把我告上法庭，那么我就可以明确指出范曾就是流水线作画现象的典型代表。这种流水线下来的产品，具有模式化和程式化的统一特点。范曾把自己当成了复印机批量复制、生产的这些美术产品，根本就不是艺术创造，而是彻底的‘伪艺术’。同时，这些‘伪艺术品’更是侵害了其购买者的利益。”

　　无声的原告，高调的被告

　　2011年1月6日，范曾方面托人主动向时代周报表示，希望发采访提纲给他的秘书，进行邮件采访。本报记者随即拟定与事件相关的问题，应范曾方面要求三次发给指定的邮箱，但到截稿时间为止，未收到范曾的正面答复。

　　随后，本报记者也就相关问题通过邮件采访了郭庆祥，很快得到郭庆祥的答复。郭庆祥告诉时代周报：“画家自己画画，文人自己做学问，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范曾大张旗鼓地运用公共媒体资源，大谈其‘艺术’和‘国学’，误导和歪曲了艺术审美的趋向，也是我对其进行公开批判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对此次范曾的起诉所产生的影响，郭庆祥表示：“希望由我的这篇不点名的艺术评论文章而引起的所谓名誉侵害官司，能给艺术创作和文艺批评带来些思考，提醒艺术家自觉担当起艺术创新的责任，能够让大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创作、艺术审美以及道德价值观。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公平的，更是正义的，并会对美术界这种歪曲艺术创作、乱搞学术欺骗和误导大众审美的现象做出实事求是的公正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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