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是20世纪最传奇的画家。他是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也是天下第一造假高手；他是中国画家中作品最多的，在“亿元”时代不断创造市场奇迹。

　　张大千曾论画：“画中要它下雨就可以下雨，要出太阳就可以出太阳。造化在我手里，不为万物所驱使……心中有个神仙境界，就可以画出一个神仙境界。”

　　“大千世界——张大千艺术人生和艺术魅力”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馆从10月展至年底。山水、人物、花鸟、工笔、写意，手稿、诗稿、印章，宴请亲朋的菜单……还首次展出了泼彩画《瑞士云山》、《湖山高隐》，八幅四川写生组画《西康纪游图册》，在旗袍上手绘的荷花，以及中年自画像《戏写像斗方》。

　　张大千的生活图景在200件展品中徐徐展开。他是20世纪最传奇的画家，少年遭绑票，被土匪任军师;未婚妻去世，跑去寺庙当了一百天和尚，法号大千;他对日本侵略罪行不满，遭日军软禁于北京颐和园。他是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也是天下造假第一高手;他是最有范儿的画家，家养虎猿，娶妻四房，还有红颜知己无数。他是中国画家中作品最多者，在“亿元”时代不断创造市场奇迹。

　　画出神仙境界

　　1919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张大千拜前清名士曾熙和名家李瑞清为师。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首次办画展，100幅作品全卖完。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翘说：“张大千牢记石涛的‘搜尽奇山打草稿’，把中国走遍了。”

　　张大千的画兼具八大、石涛的粗犷，唐寅、沈周的细润。30年代徐悲鸿就称赞：“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但是传记作家包立民认为：“倘若再推后十年，张大千赴敦煌礼佛，面壁莫高窟三载归来，也许徐氏会改口说‘张大千，千年以来第一人也’。”

　　70年前，张大千携家眷和门生去敦煌取经。除了临摹壁画，他还清理流沙，修路开道，登记编号了309洞石窟，是为莫高窟编号的第一人。

　　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回忆：“在临摹敦煌壁画时，父亲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窟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回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不是传他破坏壁画，甘肃那边让他走，他还会呆下去。”李永翘说。蒙受不白之冤，张大千在后来的《我与敦煌》演讲里，才第一次表白：那三年的敦煌面壁，是自己书生报国的方式。

　　历史学家陈寅恪评价道：“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

　　“在我看来，张大千的泼彩泼墨在他一生是最具创造性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郎绍君说。60年代张大千衰年变法，独创泼彩绘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说张大千的泼彩“对画界有巨大的影响，对刘海粟、谢稚柳、何海霞等或多或少都有启发作用”。

　　“泼彩，是张大千发明的。古有泼画，今有泼彩;张大千的泼彩，有很深的传统渊源。中国当代画家，张大千数第一。”画家谢稚柳这样评价。

　　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

　　对徐悲鸿“五百年来第一人”的赞誉，张大千谦虚地回应：五百年来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但对自己的鉴定能力，张大千毫不谦虚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

　　张心庆说，“父亲特别喜欢古代艺术大家，如石涛、朱耷、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是真迹，就不惜重金收藏，为此宁可不吃不喝不睡，甚至搭上了安家置地的本钱。买来后就不断地钻研、临摹。”

　　大风堂弟子何海霞曾说，张大千战后在北平，买一新宅准备入住，忽闻琉璃厂从伪满人员处收来董源、赵佶等宋画数件，遂卖房，换古画。

　　1944年成都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轰动一时，藏品从巨然、黄公望直到八大、石涛等。张大千拥有的石涛真迹最多。他曾对友人说，“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五百幅”。

　　这位鉴赏神手还是一代伪古高手。画家叶浅予说张大千是所有中国画家中最勤奋的，把所有古人的画都临过不止十遍。“他是身上拔一根毫毛，要变石涛就变石涛，要变八大就变八大，要变唐伯虎就变唐伯虎。” 台湾书画鉴赏家、史论家傅申说。

　　“不仅古人，时人也学。”李永翘讲了个故事：张大千学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高剑父在一旁惊呆了：如果不是自己在，一定以为是自己所画。

　　张大千称自己是石涛的再生。画家陈半丁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是他画的，他用假“石涛”换了石涛鉴定专家黄宾虹一幅真“石涛”。他伪梁楷的《睡猿图》骗过了吴湖帆、叶恭绰等鉴赏家。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因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可张大千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十之七八都是我画的。”

　　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的《宋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巨然茂林叠嶂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二十一观音》、《罗释迦牟尼造像》等，其实都是张大千画的。

　　张大千作伪，非议也不少。但傅申认为“张大千是血战古人，一关一关打过去，过关斩将，从石涛、八大一直打到董源去，后来到敦煌去。我认为他是跟古人竞争以后的一种表现，就是他要胜过古人，要胜过当时的权威鉴赏家，胜过博物馆里面的专家，所以最后其实对于他做的假画，他都是很公开地讲，这是我做的，那是我做的”。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的台湾学者王耀庭，也认为张大千是争胜古人，与古人对话。“张大千在旧金山的四十年回顾展上一一点评：‘我画得比唐寅、仇英还好’、‘我这张画超越了宋人’。”王耀庭说书画史上自认能超越古人的只有张大千和董其昌。

　　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

　　《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说：“徐悲鸿、刘海粟和张大千是同代人，前两者都引进西方绘画。张大千去日本，后又到美国，他没感到中国绘画是弱的，要向西方学习，在从容中形成了他独特的面貌。”

　　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张大千的着装上。李永翘说，“张大千不管何地，都是一身长衫，脚穿布鞋，头戴东坡帽，表明他是堂堂中国画家”。张大千自己则说，“我就是靠手中的笔玩弄乾坤，为中国艺术在海外打天下”。

　　早在1933年，张大千的画就征服了海外：《荷花》被巴黎波蒙美术馆收藏，《江南春色》被莫斯科国立博物馆收藏。1940年，张大千和哥哥张善孖(画虎大师)在欧美、南洋举办100多场画展，筹募20多万美元捐给国家抗战。1958年，张大千因花卉画《秋海棠》被设于纽约的世界艺术学会推为“当代第一人画家”。1961年纽约现代美术馆收藏了他的《墨荷》。1963年，他的《大泼墨荷花通屏》被美国著名刊物《读者文摘》以14万美元收藏，创下当时国画最高价。除了画，张大千的摄影作品《黄山云海》还获过比利时万国博览会金奖。

　　1952年起，张大千侨居海外。他说，“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

　　尽管频频奔走在世界各地办个展，张大千仍探索创作巨幅画作。他说，“画家必要有几幅伟大的画，才能够在画坛立足。所谓大者，一方面是在面积上讲，一方面却是在题材上讲，必定要能在寻丈绢素之上，画出繁复的画，这才见本领，才见魄力”。

　　晚年张大千创作的巨幅画有《爱痕湖》、《长江万里图》和《庐山图》等。2010年中国嘉德春拍上，《爱痕湖》经过近60轮叫价，以人民币1.008亿元成交。而三丈长八尺宽的《庐山图》，是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张大千逝世前一直在画。如今，《庐山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导览厅，与西周毛公鼎、晋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国宝文物陈列在一起。

　　2011年5月，张大千《嘉耦图》在香港苏富比拍出1.9亿港元。而这次展览也展出了张大千在白缎菡萏旗袍上手绘的荷花。

　　张大千1949年画了三件旗袍，一件给了四夫人徐雯波，另两件给了备受宠爱的大女儿张心瑞。张心瑞和徐雯波本是中学同学。她悄悄问父亲，为什么送给姨(徐雯波)的是盛开的荷花，自己这件只是小小的荷花苞。张心瑞还记得父亲不无怜爱地说：“你是女儿家，是含苞未放的花。”

　　“张大千一生大概创作了4万幅书画作品，是中国画家中最多的。他经常说，我视绘画如性命，我的画笔不会停，我会画到生命最后一息。”李永翘说。1983年，张大千为大陆友人、门生题赠画集12册，在画桌前突发脑溢血去世。

　　张大千和毕加索

　　杨继仁同志写的《张大千传》是一本有意思的书。如果能挤去一点水分，控制笔下的感情，使人相信所写的多是真实的，那就更好了。书分上下册。下册更能吸引人，因为写得更平实而紧凑。记张大千与毕加索见面的一章(《高峰会晤》)写得颇精彩，使人激动。

　　……毕加索抱出五册画来，每册有三四十幅。张大千打开画册，全是毕加索用毛笔水墨画的中国画，花鸟鱼虫，仿齐白石。张大千有点纳闷。毕加索笑了：“这是我仿贵国齐白石先生的作品，请张先生指正。”

　　张大千恭维了一番，后来就有点不客气了，侃侃而谈起来：“毕加索先生所习的中国画，笔力沉劲而有拙趣，构图新颖，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会使用中国的毛笔，墨色浓淡难分。”

　　毕加索用脚将椅子一勾，搬到张大千对面，坐下来专注地听。

　　“中国毛笔与西方画笔完全不同。它刚柔互济，含水量丰，曲折如意。善使用者‘运墨而五色具。’墨之五色，乃焦、浓、重、淡、清。中国画，黑白一分，自现阴阳明暗;干湿皆备，就显苍翠秀润;浓淡明辨，凹凸远近，高低上下，历历皆入人眼。可见要画好中国画，首要者要运好笔，以笔为主导，发挥墨的作用，才能如兼五彩。”

　　这一番运笔用墨的道理，对略懂一点国画的人，并没有什么新奇。然在毕加索，却是闻所未闻。沉默了一会，毕加索提出：

　“张先生，请你写几个中国字看看，好吗?”

　　张大千提起桌上一支日本制的毛笔，蘸了碳素墨水，写了三个字：“张大千。”

　　(张大千发现毕加索用的是劣质毛笔，后来他在巴西牧场从五千只牛耳朵里取了一公斤牛耳毛，送到日本，做成八枝笔，送了毕加索两枝。他回赠毕加索的画画的是两株墨竹——毕加索送张大千的是一张西班牙牧神，两株墨竹一浓一淡，一远一近，目的就是在告诉毕加索中国画阴阳向背的道理。)

　　毕加索见了张大千的字，忽然激动起来：

　　“我最不懂的，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

　　毕加索用手指指张大千写的字和那五本画册，说：“中国画真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没一点色，一根线画水，却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迹。……有些话看上去一无所有，却包含着一切。连中国的字，都是艺术。”这话说得很一般化，但这是毕加索说的，故值得注意。毕加索感伤地说：“中国的兰花墨竹，是我永远不能画的。”这话说得很有自知之明。

　　“张先生，我感到，你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毕加索的话也许有点偏激，但不能说是毫无道理。

　　毕加索说的是艺术，但是搞文学的人是不是也可以想想他的话?

　　有些外国人说中国没有文学，只能说他无知。有些中国人也跟着说，叫人该说他什么好呢?(文/汪曾祺)(《汪曾祺：文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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