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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油画家刘小东在经过认真思考过后,构思出了一幅不同于他以往风格的新作《合作》,这幅作品是为那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世纪中国艺术展”而专程创作的。《合作》是刘小东当时创作的最大尺幅的作品,180×230厘米的尺幅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绝对属于少有的大尺幅作品,而在创作后的多年里,刘小东一直将这幅作品保存在自己的库房里,直到1997年在美国旧金山的LIMN画廊举办展览,他才第二次将这幅作品拿出来公开展示,这幅作品也在展览结束后被美国藏家收藏,今年这幅画将出现在嘉德2007年春拍的油画专场中,在10年间数易其主后,这幅作品又将拥有新的主人,我们在作品拍卖前夕拜访了艺术家刘小东先生,谈到了他当年创作这件作品的诸多细节……
王静:您是在1991年创作《合作》这幅作品的,在内容上跟您之前的作品不一样,虽然都是您惯常采用的镜头截取式的场景,但这幅画您好像选择用历史的视角,类似于我们在电视或出版物上看到的瞬间历史的定格,而不再是那些日常生活直接接触的情景,透过这些细节,能感受到您当时对一些社会性问题的关注,您当时创作这幅作品的背景是怎样的?还有您当时思考的状态是怎样的?
刘小东:我在1990年举办了首次个展《刘小东》,展览在当时应该说比较成功,有很多人关注,各方面的舆论也马上就出来了,有的评论认为我是在用调侃、幽默的方式画身边的人,说我老画身边的人。这些舆论促使我不停地反省自己,我画画蛮认真的,我觉得可能我也应该画画身边以外的人物,不能过早地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框架里,不是别人说怎么样,我就应该怎么样,当时只是有一种自觉地逃离定论的愿望。1991年,正好赶上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一个“世纪中国”的展览,于是我想借这个展览的机会,试着突破自己,看看超出自己视野之外的东西能不能够把握?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方面的尝试,在这之前我画的都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小圈子里的人,还有我的家人。
王静:所以这张画你试图在你不熟悉的领域中做些尝试的开端?
刘小东:对,画得都是我非常不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原型是60年代一个共产主义会议的一张照片,当时会议在东欧某个国家召开。在80年代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和冲击,当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状态可以说是在萎缩,在那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也在留意寻找当时的历史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模糊的黑白照片,里面有很多面孔,这些面孔特别打动我。那时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整个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电视里经常有中外谈判的报道,许多那种场面——但实景我没看过,基本是通过二手资料知道的。照片中会议的场面非常像签署合作协议时的场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用些更广阔的社会视角去看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当时中国人的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中国人在历史上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打开国门以后,虽然表面上还是这样,但是已经认识到世界的多元性。我画这张画时,在中国人的心理刻画上下了些功夫,剖析了我的心理,也剖析了我了解到的中国社会的心理状态:文革以后,那种封闭国家的盲目自信已经不存在了,外部世界的发展对自身的落后形成冲击,整个国家都要去迎接新的道路。在迎接的过程中,人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在表达这个想法时,我完全利用一张历史照片隐喻了当时的状况,我把历史照片变成有色彩的东西,赋予新的主观色彩,利用这个场景完成了这幅作品,对我个人来讲,这张画是我当时最大尺幅的作品。在这之前我最大的画,大概也只画到1.85—1.9米。
王静:这张画上出现的人物特别多,这应该是您那个阶段出现人物最多的一张画。
刘小东:是这样的,这里面有我想象中的各国人民,我在这张画中有很多设想。有想象中的萨达姆,那个时候已经对中东人有印象了,还有像越南、菲律宾等世界各国的人。
王静:大部分的合作协议,很多画家会选两个人握手的画面进行构图,而您选择的却是一个开放、有相对静止的瞬间,您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构思?
刘小东:对,没有动作,静止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爆发力,更有张力。
王静:我们还注意到,画中每个人的表情几乎是不一样的。
刘小东:对,每个人都有点像肖像,我是像对待肖像画一样对待这张历史绘画,我觉得这张画里我对中国人的心理把握得要好一点,当时跟外国人来往没那么多,也没出过国,所以当时感觉对外国人的心理把握得不是很准。
王静:就是说,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头像你都会赋予他一种情绪?
刘小东:有一点吧!起码几个中国人是非常认真地刻画,当时对我来讲,让我很难忘的就是照片是黑白的,又模模糊糊,又请不了模特来帮我,所以好多成份都是编出来的,包括色彩。
王静:背景的选择也挺有意思。
刘小东:对,我记得过去签署合作协议的环境没有这种背景,好像一般是白背景。背景是我加上去的,虽然是红太阳,我又不想画得像人民大会堂的背景,于是画成不是那么吉祥的背景,我想在画中表达出一种悲剧的力量。
王静:一个群体的人物刻画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情绪在里面,有的可能是观望,还有可能有点旁观、看热闹的感觉。
刘小东:这幅画中,我更多还是对微妙的心理刻画感兴趣,这么多人堆积在画面中,我想达到最大的饱和度,看我这张画最多能画出多少个脑袋。后面漏出的半个脑袋,是我当时对政治的理解,对官场上的那种互相斗智、斗勇的理解,所以还是刻意安排的。
王静:但是,在这幅画以后,关于这类题材的思考和创作是不是搁置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你画三峡,才算又开始关注这样的社会题材。
刘小东:是的。因为画这张画太累了,我觉得太累了,这张画我画得格外认真,因为当时想画一张“力作”。在这张画之后,我就想回到我驾轻就熟的领域。我在画我身边熟悉的东西时,总有一种“文思泉涌”的感觉。我不能不停地去画历史,因为关于历史我也不知道真相,我只能偶尔地画一张历史画。
王静:在过去的访谈中您也提到过这张画,您是否把这张画看作自己观察视角的一个转折?
刘小东:这张画是我在这方面探索的最早阶段,画历史画,尤其是比较大型的社会题材的作品,其实不是很容易的,这得要求艺术家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积累。这是我最早想打开自己,或者说开启自己潜能的一张作品。今天,等于我又跟这幅作品有些“暗合”,比如对历史题材的关注,社会题材的关注,对大的社会、政治这方面的关注,都跟《合作》有一个“暗合”。
王静:您是在1991年创作《合作》这幅作品的,在内容上跟您之前的作品不一样,虽然都是您惯常采用的镜头截取式的场景,但这幅画您好像选择用历史的视角,类似于我们在电视或出版物上看到的瞬间历史的定格,而不再是那些日常生活直接接触的情景,透过这些细节,能感受到您当时对一些社会性问题的关注,您当时创作这幅作品的背景是怎样的?还有您当时思考的状态是怎样的?
刘小东:我在1990年举办了首次个展《刘小东》,展览在当时应该说比较成功,有很多人关注,各方面的舆论也马上就出来了,有的评论认为我是在用调侃、幽默的方式画身边的人,说我老画身边的人。这些舆论促使我不停地反省自己,我画画蛮认真的,我觉得可能我也应该画画身边以外的人物,不能过早地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框架里,不是别人说怎么样,我就应该怎么样,当时只是有一种自觉地逃离定论的愿望。1991年,正好赶上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一个“世纪中国”的展览,于是我想借这个展览的机会,试着突破自己,看看超出自己视野之外的东西能不能够把握?这是我第一次做这方面的尝试,在这之前我画的都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小圈子里的人,还有我的家人。
王静:所以这张画你试图在你不熟悉的领域中做些尝试的开端?
刘小东:对,画得都是我非常不熟悉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原型是60年代一个共产主义会议的一张照片,当时会议在东欧某个国家召开。在80年代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巨大的挫折和冲击,当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状态可以说是在萎缩,在那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也在留意寻找当时的历史照片,这张照片是非常模糊的黑白照片,里面有很多面孔,这些面孔特别打动我。那时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时候,整个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电视里经常有中外谈判的报道,许多那种场面——但实景我没看过,基本是通过二手资料知道的。照片中会议的场面非常像签署合作协议时的场面,我觉得我应该可以用些更广阔的社会视角去看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当时中国人的一种非常矛盾的心理。中国人在历史上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打开国门以后,虽然表面上还是这样,但是已经认识到世界的多元性。我画这张画时,在中国人的心理刻画上下了些功夫,剖析了我的心理,也剖析了我了解到的中国社会的心理状态:文革以后,那种封闭国家的盲目自信已经不存在了,外部世界的发展对自身的落后形成冲击,整个国家都要去迎接新的道路。在迎接的过程中,人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在表达这个想法时,我完全利用一张历史照片隐喻了当时的状况,我把历史照片变成有色彩的东西,赋予新的主观色彩,利用这个场景完成了这幅作品,对我个人来讲,这张画是我当时最大尺幅的作品。在这之前我最大的画,大概也只画到1.85—1.9米。
王静:这张画上出现的人物特别多,这应该是您那个阶段出现人物最多的一张画。
刘小东:是这样的,这里面有我想象中的各国人民,我在这张画中有很多设想。有想象中的萨达姆,那个时候已经对中东人有印象了,还有像越南、菲律宾等世界各国的人。
王静:大部分的合作协议,很多画家会选两个人握手的画面进行构图,而您选择的却是一个开放、有相对静止的瞬间,您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构思?
刘小东:对,没有动作,静止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爆发力,更有张力。
王静:我们还注意到,画中每个人的表情几乎是不一样的。
刘小东:对,每个人都有点像肖像,我是像对待肖像画一样对待这张历史绘画,我觉得这张画里我对中国人的心理把握得要好一点,当时跟外国人来往没那么多,也没出过国,所以当时感觉对外国人的心理把握得不是很准。
王静:就是说,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头像你都会赋予他一种情绪?
刘小东:有一点吧!起码几个中国人是非常认真地刻画,当时对我来讲,让我很难忘的就是照片是黑白的,又模模糊糊,又请不了模特来帮我,所以好多成份都是编出来的,包括色彩。
王静:背景的选择也挺有意思。
刘小东:对,我记得过去签署合作协议的环境没有这种背景,好像一般是白背景。背景是我加上去的,虽然是红太阳,我又不想画得像人民大会堂的背景,于是画成不是那么吉祥的背景,我想在画中表达出一种悲剧的力量。
王静:一个群体的人物刻画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情绪在里面,有的可能是观望,还有可能有点旁观、看热闹的感觉。
刘小东:这幅画中,我更多还是对微妙的心理刻画感兴趣,这么多人堆积在画面中,我想达到最大的饱和度,看我这张画最多能画出多少个脑袋。后面漏出的半个脑袋,是我当时对政治的理解,对官场上的那种互相斗智、斗勇的理解,所以还是刻意安排的。
王静:但是,在这幅画以后,关于这类题材的思考和创作是不是搁置了很长时间?直到现在你画三峡,才算又开始关注这样的社会题材。
刘小东:是的。因为画这张画太累了,我觉得太累了,这张画我画得格外认真,因为当时想画一张“力作”。在这张画之后,我就想回到我驾轻就熟的领域。我在画我身边熟悉的东西时,总有一种“文思泉涌”的感觉。我不能不停地去画历史,因为关于历史我也不知道真相,我只能偶尔地画一张历史画。
王静:在过去的访谈中您也提到过这张画,您是否把这张画看作自己观察视角的一个转折?
刘小东:这张画是我在这方面探索的最早阶段,画历史画,尤其是比较大型的社会题材的作品,其实不是很容易的,这得要求艺术家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积累。这是我最早想打开自己,或者说开启自己潜能的一张作品。今天,等于我又跟这幅作品有些“暗合”,比如对历史题材的关注,社会题材的关注,对大的社会、政治这方面的关注,都跟《合作》有一个“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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