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画院体制可上溯至南唐及宋代。新中国成立后，以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的创建为标志，画院历经了50年的发展。10月25日，展示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50年发展成就的“时代华章”大型展览在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后在京展出。次日，由文化部艺术司主办的全国画院发展研讨会召开，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国家画院
、广东画院、江苏画院等数十家画院领导汇聚一堂。大家畅所欲言，在重温经典的同时对画院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为画院的发展和建设建言献策。
　　

         50年：沉淀经典 见证时代

      作为周总理直接关怀下率先成立的新中国画院，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在建院50周年之际以大手笔的“时代华章”联展，集中呈现众多院藏经典，反映了画院50年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中国画发展的时代脉络。

    “看到这些作品真令人激动，画院为国家积累了一大批财富。”刚入画院时三十出头、如今80多岁的上海中国画院老画家陈佩秋以亲身经历回忆了画院发展的历程，“这些老画家过去根本不拿什么报酬，他们无条件地创作，很多人把自己最好的作品留给了画院。”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画院的条件好了，画画的题材也更丰富了，她勉励大家多创作、多出好作品。

    “全国的画院作为一个颇具规模的团队、一个整体，在历史的动荡不安、焦躁发展的过程中，保存了中国画的血脉，广大了中国画的精神，创作了中国画的精品，培养了一批中国画的人才。”上海文广局副巡视员毛时安提出，“国办画院是国家文化意志的一种艺术表现，是国家文化形象的艺术建构，承担着民族文化的主流传承。它虽然不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全部，但绝不可少。”

    新中国画院体制的成立，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的重视，也对国家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广泛和深入，画院的建设和发展也面临着挑战。“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发生变迁，文化语境也已变化。现在画院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画院是干什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梁江说，“画院最重要的功能是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公共服务，回归本体、发展学术、推动创作均在其次。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美术机构，画院只有考虑到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才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画院：发展才是硬道理

    1988年第一次全国画院会议时大家还在为画院的生存而担忧。如今，20年即将过去，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画院如何发展成为新时期面临的问题。上海中国画院被列为文化体制改革首批试点单位后，推出了一系列优化结构、增强活力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成效。在会上，画院交流了各自的改革经验和做法，并一致表示：只有结合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发展，才会在不断前进的时代洪流中立定脚跟。

    人才的起用是画院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北京画院、江苏画院、广东画院、广州画院等相继介绍了引进人才、锐意改革的举措。这些做法同中有异，成效明显。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杨延文说：“对待年轻画家，我们不仅带领他们下乡写生，还制定个人规划和目标，使他们有能力承担起未来画院发展和创作的任务。个人的任务完成得好，实际上是为画院、为国家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实现了自我价值。”江苏画院院长宋玉麟表示，该院去年6月份起向全国公开招聘画家的做法得到了省长的批示——“很好”，“其他单位可以借鉴”。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卢辅圣认为，画院自诞生之日起，有一个使命至今未变，那就是对中国画艺术的提升和发展。他指出，除创作外，今后画院还应加强学术研究，在新时期要注重集合大家的力量，促进学术发展。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龙瑞介绍了画院优化管理、抓学术建设的情况。他认为，在新时期特别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再建构，是画院面临的一大课题。我们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思考问题，不仅有新思维还要有新举措。画院的发展必须要以学术建设、艺术创作为立身之本，共同建构民族精神家园。另外，要重视画院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中画院提供高质量的作品是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创作院院长杨飞云以他参与评选国内几个大展的经历举例说：“数千件作品参展、数千名画家参与，有绘画才情、热情的挺多，但很多人将大力气花在想点子、取巧上，既浪费了才情，又不能沉静下来进行绘画的深入研究。”他表示，画院应该承担起研究的任务，团结体制内外的优秀画家，真正推动油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结合地域特点 打造画院特色

    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一些画院被列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享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但是也有不少画院的发展受制于当地经济状况没有享受到这种“优待”。对于这样的情况，大家在发言中表示，应该立足于地方经济和文化状况，打造地方特色。

    “山东的画院多如牛毛，除国办画院外还有许多民间画院。但不管是创作、研究还是一些公益活动，我们都应该拿出国办画院的形象来。”山东画院副院长潘文斌说。南京画院着眼于地方高端美术人才培养、地方艺术的研究，以引领地方文化美术发展的方向。贵州国画院刚刚更名为贵州画院，院长陈争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触觉、更宽泛的活动空间来发展画院。”该院聘请美术、社会科学等方面的专家前来讲座，为青年画家补充诗词歌赋乃至地方志、风情等知识，取得了一定成果。“让我们的画家从了解自己脚下的土地开始。”陈争说。

    在全国画院双年展被纳入中国艺术节单元后，山西画院迅速将信息反馈到省里，今年尝试首次将美术纳入山西省艺术节板块，并设立山西政府奖。山西画院院长王学辉说：“我们的做法是立足于山西，为打造山西文化服务。如每年联系一个县，组织全院画家前去写生创作，办展览、出画册，宣传当地的自然资源、风土人情。不仅给画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写生机会，还能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创作院、甘肃画院、西宁画院、河北画院、陕西国画院、福建画院等也纷纷发言，画院要发展必须多交流，加强互动，形成合力，北京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就是强强联合的榜样。

    为和谐文化建设做贡献

    “美术界明星太多，榜样太少”，美术史家李松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术界的一些弊病。“此次十七大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发展的内容之一，它促使我们思考美术的发展，哪些是符合这一体系的，哪些则是偏离了正确导向的。”他期待画院能够有主打的产品，有引领时代潮流的，创作思想、艺术追求上立得住的榜样之作。

    重庆画院院长周顺恺说：“国办画院作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院团，承担着其他画种在内的高精尖作品的探索。如果画家整天盯着看自己的画赚不赚钱，或者说整天盯着市场去画，那么画院不需要这样的画家。”“画院的创作，有别于美院、群艺馆和其他的个体艺术创作，应该是紧密地、积极地反映时代的变化。”辽宁画院院长徐萍表示：“今天就是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社会主流文化的构建，为和谐文化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处长安远远在会议总结时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特别是当今社会条件下，画院要明确社会责任，不断建设和发展，加强团结、加强交流，在创作、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取得更大的成绩，推动国家美术事业更好地发展。
院长观点

    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画院的时代使命须臾不可忽视

    美术多元化的发展令人高兴，但有些现象令人担心。某些青年艺术家拿着大把的国外艺术基金做艺术，拒绝和画院画家联展，是担心“外国人不投钱”。在这种情况下，画院强调的是社会责任，起到了主流作用。艺术家如果没有责任心，我们的民族文化就难以在强势文化前抬起头来。

    画院必须强调社会责任心，拿着纳税人的钱，我们要去弘扬什么?最关键的是政治导向，你对继承前人的传统得承担起责任，否则根就断了。我们去做梳理研究工作，这比组织几百个画家的展览要难得多，但仍然要花大力气，这样才能为历史积淀一些东西。这是画院存在的意义。这次两院的600多件作品足以表明画院对新中国美术的贡献。

    我们对画家考核很严格，社会能养的画家我们绝对不养。你画卖得很好，何必到画院来?我们要培养有责任心的画家，站在文化战略的角度大张旗鼓地给予扶持。不能因为某些画院工作做得不好就否认画院存在的价值。领导不好可以换，画家不好可以淘汰，而画院所承担的责任却须臾不可忽视。

    国家对于画院应当加大投入，明确画院要承担沿袭传统的责任，而不是单单把画家“养”起来。如果一个省的画院能肩负起继承当地文化传统的责任，那么这个省的文化底蕴就会得到承袭，而不至于中断和流失。

    有人说，花那么多钱养一个画家值不值?我算过一笔账，北京画院画家周思聪从1962年进入画院到1996年去世，她拿到的所有工资，可能仅仅几万块钱。而她的名作《人民与总理》代表了当时的创作高峰，她的艺术所创造的价值，又岂能只用金钱来估量?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目前所有拍卖行最有行情的画家都在北京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等国办画院，如齐白石、李可染、刘海粟、关良、林风眠等。

    在回顾画院50年的今天，我们应当清醒地分析现状，包括画院体制的弊病，具体分析每个画院的问题。决不能因为有的画院落后、倒闭了，就否认画院存在的价值。

上海中国画院院长施大畏：画院改革提升画家的责任意识

    历史证明，画院文化的积淀、学术的高度，是任何群体都替代不了的。因为它有政府扶持，有着特殊的创作氛围和使命。画院在新的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促使我开始重新考虑：受聘画家和画院的关系是怎样的?政府体制内的画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应当回馈给社会什么?是单单把你的作品流通到市场，还是为社会尽上一份责任?

    1991年我担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当时突出的感受是：首先，国家加大扶持画院的力度，创作氛围愈来愈宽松;其次，画院的创作对政府的期待却呈远离之势;第三，外来文化的影响冲击了艺术家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自信。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艺术品市场逐渐兴起，原来以行政命令让艺术家创作作品而且免费收藏的形式，已很难奏效。而且“文革”后人们对社会意识形态的逆反心理没有消除，意识形态强的主流创作让艺术家们感到疲惫。上述三方面的变化加在一起，对体制内画家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

    我从画院的历史中找到了改革的灵感。建院之初，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家不是拿工资，而是拿车马费。当时的画院有两种分配方式：一种是像程十发那样担任行政职务的画家，拿国家干部工资;一种是像朱屺瞻，拿车马费。改革从工资开始，画院以前是画家每年交一两张画便可以领工资。1998年签约稿酬工资制度实行后，工资的额度由作品的价值来决定。2003年后，由课题项目合同确定画院和画家的关系，画家签订了项目合同，才能成为画院的画家，完成任务后才能领到工资。画院从松散型的机制变成项目签订的互相激励型机制。

    现在艺术品市场比较乱，迎合还是引导?这对画院是一个考验。什么样的艺术品才能成为经典?画家的作品是留在博物馆还是画廊?画院的作品应当留在国家的博物馆，这是画院的定位。

    如果全国各地从上而下建立了重大题材创作与国家收藏机制，将有助于画院组织艺术家创作，激励画院外的画家自觉地承担艺术创作责任。我认为，在今天的多元文化格局下，画院应当发挥引领学术探讨、弘扬民族精神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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