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e北京” 两千多平米的空间在798艺术厂区开幕的当天上午，各路人马开始为穿什么而感到惶惶不安了。“你穿高跟鞋还是拖鞋去？”北京的画廊果们在MSN上彼此询问着。 一个高古轩的人发来短信问：“北京画廊夏天开幕的话，穿短袖去合适么？” ；“我们能不能带我们的两岁孩子去？”《纽约太阳报》来北京报道奥运的记者问道。这些难题似乎有些可笑，但这些问题似乎契合了奥运开幕前心跳的时刻：我们是不是把这场活动当成了发生在纽约的一场类似的隆重活动呢？还是说，我们是否还是处于边缘地带，一切规则都可应人而变？换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把北京太当回事了呢，即使知道现在这个城市把自己弄得也很隆重。我决定不让自己在这方面被弄得团团转，采取了一个妥协折中的方法，带上我那穿着Manolo高根鞋的朋友坐上了出租车（要是画廊在单号那天开幕的话，我们就能自己开车过去了）。 798——做为奥林匹克年六个官方旅游景点之一，大修之后呈现出一派华丽的新气象，保安戴着崭新的印着北京2008的棒球帽，为一群群的参观者们指引着道路，花儿摆放在路口，摄像头监控着门口。要是有一天就像 Marc Glimcher在《纽约时报》说的那样，“798现在比切尔西的来客还多”的话，那么今天正好印证了他的这番话。 我先是参观了一些之前错过的展览，由于交通限行，这些展览此前我都没有去过：有林天苗在长征的展，在那儿，一脸迷惑的村上隆排在我们身后等着进入一间布满绸缎的房间里；又去了王度在唐人的展，当时，以演警察和黑社会老大著称的演员孙红雷，正拿着画廊提供的刀，去切艺术家的33尺高的图片烤串儿；而常青的群展上， 参观者们则小心翼翼地走着，生怕碰到孙原和彭宇的带轱辘的垃圾车，车在画廊里随心所欲地开着。我们礼貌地聊完天，直接向被奔向了Pace的空间，我的朋友可是得谢谢这用石头铺好的新路。

 对于这场以“东—西”为理念的展览，该怎么说呢？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遭遇到了给过他们启发的欧美艺术家作品，一些人曾经设想过这样的碰撞交融，但是在此之前，还无人有资金去实现它。在弯曲的“包豪斯”式的半拱形下的临时白墙上，王广义遭遇到的是沃霍，刘炜碰到的是巴斯奎特, 张晓刚碰上的是昆斯。在村上隆价值上百万美元的Skeleton的画作几尺外，两位中国艺术家吵吵起来。似乎没人认出他们来，当Pace的一个工作人员让其中的一个离开时，典型的过度爱国谣言开始嗡嗡起来，开始谈论着殖民者们是要来赚钱来着。“遭遇”，正如展览的题目那样，总是令人吃惊的。

    太阳在创意广场慢慢落下，我们觉得是吃饭时间了。我们和一些美国画廊家穿过靠着尤伦斯中心正门超级大干杯餐厅（原江湖餐厅），一行人来到了咖啡馆。老牌画廊家Jack Tilton、Chip Tom 和 Jeff Poe坐下来喝着科罗纳，对于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的艺术大牌，语调中混杂着妒嫉和高傲。

在咖啡和餐馆中间的路上，恰好与某些人不期而遇。我跟尤伦斯的馆长杰罗姆·桑斯 (Jér me Sans) 打了招呼，他在街中央和盖伊·尤伦斯本人开聊呢。村上隆和画廊家Tim Blum(他看起来不愿意让他的艺术家离开他视线半步)是另一伙。东京SCAI the Bathhouse（俗称“澡堂画廊”）的创始人Masami Shiraishi, 走过来和桑斯打招呼，不过他没认出尤伦斯，嘀咕着说：“村上隆，我给他做过首展呢。”边说边问这个比利时人是谁。做为回应，尤伦斯男爵迅速地指向他左边的美术馆说：“看见了没，我的地儿！”我很快返回去，和美国人坐到了一起，他们谈论着没落的帝国，以及奥运周不可思议地合理的飞机票价。

我们结了账进了餐厅，尽管纽约的总部一再邀请确认，但是桌边的位置，依然留给了Pace的人、拍卖场上春风得意的画家和心急的收藏家，他们围转着Pace北京的总监冷林，此外就没有给别人留出多余的座位了。我们得按照当地规矩办事，冷的助手、当天晚上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还有席位，但来不急写名字了，可是对于我来说，没有名字就不应该入座。当所有人开始落座时，我离开了，想起了2003年德梅隆来到国家体育馆参加破土动工仪式时，被工地的一位女保安拦在了外面——这可是过去五年里，关于中国的一个恰当的小寓言，而现在，这样的事似乎在不起眼的“闯入者”身上，还起着作用，比如一场画廊晚宴。我们走出了798， 回到了主路上，想起2002年，这里的首家画廊开幕时、新航站楼、 鸟巢、cctv新大楼，当时不过还是幻想中的蓝图呢，而现在呢？还好，此时此刻北京还能打着出租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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