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繁荣昌盛的年代，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大好的社会环境下，美术事业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不管是在种类、规模、成就和普及等方面，还是从单一的形式走向多元化发展的转变，都是美术繁荣的景象。但是毫无疑问，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美术界各领域的有识之士，也开始反思存在的问题和“恶俗”现象。

　　“俗相”百态

　　技术能打动人心吗?

　　“我看到很多全国、省级以上的大展作品，画得很用功、很到位。但艺术家只是从技术上去解决问题。一看画面，它的东西没有一点情感思维，没有一点自我的思想。表现的东西比较苍白。过分地追求技术性，而缺少人文诗性。”四川美术馆馆长梁时民感慨道。

　　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副馆长高天民将这种现象称为“唯技术论”，并说道：“全国美展很多作品画得‘细’，确实很写实，但是画本身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所以只能是靠技术来吸引人。”中国美术学院的老院长肖峰幽默地将这些缺乏情感投入的作品称之为“穿着服装的演员”。综合地看美术界出现的“恶俗”现象，其实会发现这些现象之间都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正如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范达明所指出的，作画的“流水作业”方式，不就是“以量代质”吗?这样的作品也一定是“情感缺失”的。

　　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汪永江指出，一些书家对书写内容没有注入情感，导致“书写内容跟他的这个风格完全没有联系的，非常普遍。他为什么选择这首诗，选择陆游的诗跟选择李白的诗他有什么区别，陆游可能是一种豪放派的那种报国的主战派，一种慷慨激昂，跟李白的风格完全两样的。诗的风格本身就不一样。但他会用同一种模式来抄这两个人的诗”。

　　“没有脑袋”的文艺匠人

　　浙江美术馆副馆长斯舜威还向记者解读了现在人们已经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的书画展览现象：“技术崇拜一种是越‘大’越好，在形式上做文章。这是和展览的视觉效应相对应的。大而取胜，同时也卖得起价钱;另一种比如现在书法展览上的许多作品在装饰性方面做文章，做旧，拼接，盖印章等无所不用等等。最近，我在展览上看到有的作品竟然盖了四五十方印章，就是他所谓的视觉效果。当然，这种技术也谈不上什么技术，而且技术含量很低。”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杨劲松从当代艺术的视角，反思传统的“国、油、版、雕”之所以走入误区的原因。他认为，“因为他们没有思想，没有文化的危机感，没有创造活力，导致他们只能在技术上不断地重复别人。这是在这些‘没有脑袋’的文艺匠人面前，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经典流失，优秀的艺术传统在当下遭遇了被“解构”的危险。汪永江以书法为例，谈到“解构还带来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对经典的误读，也就是与古代经典的隔阂。现代书家对于读古代书法文献其实是空白的，他已经读不懂。那么进一步产生的问题就是当代书法文化的发展可能就是与古代的衔接传承断裂”。

　　杨劲松认为，“解构经典”背后也存在着政治力量的作用。他指出：“本来‘经典’也是假的，当然首先人家会从概念上说经典肯定是千锤百炼的。问题是，摆在我们老百姓面前可以选择的经典，除了千锤百炼那部分以外，大部分经典是被塑造出来的，被‘忽悠’出来的，或者说是被‘政绩工程’所蒙骗出来的。”

　　艺术创作随“风”飘“现在很多老师带学生，带出来的是一模一样。老师什么样，学生就什么样。我们每次办展览的时候，一评画，就感觉这个现象非常非常地突出。比如这是哪个老师的学生，他就完全是哪个老师的东西，这些学生一帮一帮地出炉，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梁时民告诉记者：“社会上哪种画好卖，市场好走，大家就跟风，一味地炒作自己，完全不是对自己个人的艺术用一种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汪永江向记者指出了书法界也同样存在着跟风的现象：“就是某一种写法大面积迅速流行，这种流行就变成一种全国现象、全国运动，以前还是局限在地域的繁殖上面，现在却变成全国性的。”

　　“学我者长，似我者亡”，这不但是老画家带徒弟经常告诫的话语，就连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也懂得的道理，大多艺术家却因为利益不闻不顾。斯舜威用了漂亮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现象：“哪儿可以赚钱就来跟风，这从本质上同农民前年种大蒜赚了，大家都去种大蒜的道理是一样。包括‘权力寻租’，当他们需要包装自己身价时，就必须要依靠一定的权力。”

　　“被介入”的艺术

　　时代中的艺术总要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关联。在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中，艺术也历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发展变化。价格及其背后的利益之手开始“介入”艺术创作、批评等领域，而且某种程度上，掌握着艺术的话语权。

　　持续上扬的“价格神话”

　　在市场经济时代，一旦将艺术品纳入市场的体系，艺术的评价标准就开始变得多元化。斯舜威认为这一标准越来越以价格为导向，“人们往往用润格来衡量一个艺术家社会地位的高低，艺术成就的大小，这也是一种误导。价格是一个‘神话’，‘价格神话’要保持持续地上扬，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要有大飞跃，并保持它的‘基盘客户’，就得采用另类的手段，比如：炒作，自封大师，批量生产等”。浙江大学美术学教师江崇岩也同样认为，当前美术界的艺术价值判断和美术批评的导向存在很多问题，人们往往忽略艺术作品本身对美术活动的建树和贡献，而以某个画家作品的价格行情，作为衡量美术作品的艺术标准，“这是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美术界产生的怪现象”。

　　市场经济如此发达，市场繁荣对艺术的发展有刺激，高天民看到了“一些艺术家以金钱多寡为标准，不断地去寻找市场热点，有的画家甚至都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创作，没有深度思考，因为钱就摆在那儿等着。”

　　美术组织、机构也“暗流汹涌”

　　高天民谈到一些美术机构和组织团体出售招牌的现象。“我有这个牌子，你要用我的牌子就要给我钱，包括杂志收费，都是权力寻租的表现。” 而他提到的“画而优则仕”在美术界形成了一种“名利相长”的逻辑关系：有些画家画得好了以后当官去了，因为官越大意味着市场越大，文章中指出的“十大恶俗现象”中有一个叫“权力寻租”就跟这个有关系。”

　　评论家杨维民还告诉记者，“有的类似美协一样的专业机构除了收钱而且收画，各地的重大题材创作选画家时会争会抢会闹，原因不光是名，还主要是有一笔可观的创作经费。国家经济发展到现在，我们政府并不差钱，当不差钱的时候我们应怎样去做?美术展览考虑到效益，但是不能把展览看成一个经济活动。”

　　被“圈”起来的艺术批评当下，有声音质疑美术批评疲软无力，“真正的批评不多”。而批评的缺失，将影响美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批评对艺术发展的导向和鞭策作用，在经济社会中被“捆”住了手脚，施展不开。斯舜威向记者分析，“画家们喜欢听好话，希望被包装，甚至出比出版社要高得多的稿费，有些批评家就不能够坚守住，因为在这个经济社会里，画家们能够用画笔来赚钱的时候，批评家怎么不可以呢?实际上，书画圈的‘圈’字是很意味深长的，‘圈’意味着是一个利益链，是一些利益相关的人们”。

　　这些利益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艺术批评，因为被约束而不能发出真实的声音。斯舜威还谈到，“书画界的所谓‘产业链’拉到赞助，隆重地办个展览。办展览实际上带动了一门产业，展览从策展，到出版，整个产业链。投资方他拿到了书画，也有回报，书画家通过办展览提高了知名度，打开了市场的局面。那么与此相关的，他聘请的一些媒体记者、评论家，出版社出版了画册。打破僵局理直气壮地批评，我觉得难度会大一点。”另一方面，评论家自己也“慎开金口，明哲保身”，因此批评家和艺术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学术交流，理论和现实也是脱节的。杨维民谈到，“拿不成理论的东西在那里忽悠。国家应该对理论界加以重视，注重培养一批中青年理论研究中坚力量，引导健康的批评正常地发展。”

　　面对批评失效的现状，江崇岩呼唤美术批评对美术创作的文化担当与鞭策，呼唤画家艺术创作的精神回归。“只有当艺术创作重新回到对艺术的敬畏，回到对艺术理想的高尚追求;只有当美术批评拒绝红包，美术批评不再友情狼狈的时候，美术界才会远离恶俗，再现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