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蔡锷致石醉六书信

　　提起辛亥革命，人们多半要想起那些大人物，比如孙中山、黄兴等，或是大事件，比如武昌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却很少能关注到一些小人物和小事件，以及大人物的“小事”。而有关这些历史的印迹，恐怕很难觅到。幸运的是，许多无名的民间收藏者，一代代将这些历史遗物流传了下来，供百年后的我们追思缅怀。实际上，无论是大人物的家书，或是普通小物件，无不透露着那个时代的信息，管中窥豹，以小见大。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民间家书研究中心，笔者便发现了一封写于1912年2月5日的家书，描述了当时在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处任职的任鸿隽的复杂心情。这封信是任鸿隽写给远在重庆的大哥任鸿熙的家书，其中写道：“隽则一时尚难脱身，但俟和议告成，南北两政为合并时，或可遂吾归家之愿耳。”可见民国草创之初，临时总统府事务甚为繁忙，以至于任鸿隽给家里写了这封信。像孙中山就职后颁布的《告海陆军士文》、《咨参议会文》、《谒明太祖陵文》等重要文书，均出自任鸿隽的手笔。

　　而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亲历记》中，有一篇任鸿隽写的《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同样印证了任鸿隽的繁忙。他写道：“秘书处的日常工作，除了偶然草拟些通告文件外，便是批答各方面来的公文函件。大约因为当时是民主政治开始时代，一般人的政治兴味很浓，因之上条陈提办法的信件实在不少。”

　　除了述说自己的感受体会外，任鸿隽同样在家书里对国家大事作了判断。1912年3月9日，任鸿隽再次致书大哥，其中写道：“孙先生辞职之后，原欲袁慰逢君来宁受事，近因京、津小有变乱，袁君骤难南来，而统一政府不成，对内对外危险万状，故已放弃前议，许袁君在北京受职，望国务各员举定后仍来南京接受交代，虽此时都南都北尚未有定，据参议院前议则都南京，然以大势度之，恐终非都北不可耳。”果不其然，仅仅过了一天，3月10日袁世凯就在北京宣布就职。

　　由于这几封家书印有“总统府用笺”、“总统府秘书处”等字样，而南京临时总统府仅存在了三个多月，这些标志也就更为重要了。

　　像任鸿隽这样在家书中透露自己的政治判断，同样也出现在蔡锷的书信中。在人民大学家书研究中心收藏的一封写于1911年春的书信中，蔡锷写给友人石醉六《论端方及时局书》，其中提到军队管理、清末时局等重大时事问题，称清王朝是“绝对的专制说”，提出专制之不可延续性。而这种预见性，在蔡锷后来的政治生涯中的确屡屡得到印证。

　　而在徽章收藏家常华那里，笔者看到的是大人物的“豪情”。常华收藏了一个呈椭圆形的徽章，外围由8片锯齿状花瓣组成，正面中心有一个将军戎装半身像，上方从右至左铸有阳文篆书“拥护共和奖章”6个字，顶端有一颗五角星，背面从右至左半环形铸有繁体阳文“中华民国五年云南都督府制”。纪念章上这个将军便是唐继尧。1916年，他被推选为护国军务院抚军长，为了筹措军饷、扩张势力，就以自己的肖像铸造了银币、铜币、奖章等发行。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的确有许多爱国志士勇敢地站了出来，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理念。

　　上面说的都是大人物的小事，我们再来看看大时代的小物件。收藏家张淑茹收藏了一些民国时期的小物件，处处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有一件中华民国初期的打火机，上面有“中华民国”字样，并刻有一座大炮。图案和打火机的功能，倒是有一定的联系。有些东西，看似跟政治很远，却更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民情。比如，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国民运动会重订了一本“足球规则”，如今在张淑茹手上有一本，其中详解了世界足球的通用规则。这让人联想到后来中国还派出运动员参加了奥运会的足球比赛，或许正是从规则上与世界的接轨，才促成了后来的参赛。辛亥革命后，中国的一步步开放，往往就可以从这些不起眼的物件中得到体现。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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