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天地，是一个乐趣无限、商机无限、风险无限的世界，每个走进收藏天地的人都会凭借自身优势选择兴趣点。

　　我的收藏，由于资金不丰，无投资意识，所以只能在有限藏品中确立自己的兴趣点。偏重藏品理论学习的习惯，使我养成了在专家学者对藏品的相关学术理论中“捡漏”的兴趣。

　　所谓“捡漏”，就是遍查与藏品相关的学术理论著作，找出专家学者未曾关注的空白点，或者是找出研究中的疏漏之处，也就是捡学术之漏。尽自己的力量研究探讨，形成自己的观点，在批评和研讨之中不断完善，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目的是从更高层面上理解和把握自己的藏品，从而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收藏。尤其是博物馆接待八方来客，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无形中使博物馆增添了深厚感。

　　由于文物市场开放，博物馆和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数量上的不足，准备的不够或无暇顾及，学术理论上的大漏小漏多有所见，笔者有多次“捡漏”的成功，使我“捡漏”的兴趣更加浓厚。

　　我收藏了五百余方古砚，发现近百年论砚相比于古人并没有突破，以砚论砚者居多，基本上是对古人观点的阐释，尤其是砚的简史，在体例上没有体系划分，没有提纲挈领的鲜明论点，对此，我尝试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取向——中国古砚体系划分的一种构想》，提出了隶匠砚、贵族砚、文人砚、民俗砚四体系之说。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国文物报，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章未必好，观点也不会被所有人认同，但毕竟打破了古砚理论研究的沉寂。

　　再有，则是“匾额学”这个很大的学术之漏。

　　收藏匾额，研究匾额，渴望占有最多的资料，用学术理论武装自己。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关于匾额的研究资料甚少。

　　老一代古建家，没给匾额在古建中定位，它不是建筑所必需的构件，也不是装饰品，在诸多著作之中少有论及。新一代建筑师对匾额印象淡漠，更是难以关注。而社会学家更不谈匾额，史学家也把匾额遗忘了。文博机构之中几乎无人专项研究匾额。故宫虽然出版过图文并茂的匾额图册，但却把匾额定为“宫廷建筑内外的装饰品”。其余数量有限的著作，虽各有千秋，但缺少从宏观研究匾额的理论。民间的收藏家出的书及文章，最大的不足是多把匾额定为民俗文化。定位之误，妨碍了理论的深入。匾额文化的研究，从整体看还处于初始阶段，理论上的空白点太多。

　　在这种状况下，我提出了本应该是由专家学者首倡的“匾额学”。之所以提出“匾额学”的概念，这是匾额文化深厚的内涵所决定的。尤其是匾额与国家政治制度的密切关联，对中国长远广泛的巨大影响，坚信匾额文化的研究，必然成学。

　　匾额，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产物，是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文字书法相结合，并融入多种技艺而形成的实用艺术形式，是传统文化的经典标志。

　　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诸多制度，匾额当是其中之一，只是未被关注。秦始皇崇尚黄老之学，对法家名学更是视为经典。他认为五帝三王之所以事业并不成功，在于五帝三王法度不明，实不称名，故不长久。秦始皇深知，名正则治，名丧则乱的道理，深知名在治国中的重要。他大胆礼法兼用，并抓住了以礼治国的要害在于以名治国。他为了让名凸显，做到“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建立了“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的制度。把礼法制度中的名分，用技术手段，使之物质化、艺术化，具有显著的彰显性，这就是匾额。

　　用匾额彰显礼法制度，并成为礼法制度的标志，用以治国安邦，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匾额的形制及功用，被历代王朝所承袭，即使是辽、金、元、清入主中原，依然沿用，未曾易其形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匾额体系，共同实施标识和宣扬教化的功用。匾额的应用遍及九州，广泛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致千行百业，出现了“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文化景象，为中国赢来“礼仪之邦”的赞誉。匾额，用艺术形式承载了中国国学的全部经典，承载了优秀道德的精华，足以称之为艺术国学。当专家学者走进匾额文化时就会发现，这是一座无限丰厚的文化宝库。

　　要圆“匾额学”之梦，是需要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的浩大工程。

　　我提出“匾额学”概念，充其量只是探路者和报信人。这个大漏我无法填补，所以期待更多的人共同圆这个“匾额学”之梦。姚远利

　　（作者系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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