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对中国考古界来说，并不平凡，经历了几十年发展的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考古学科“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这一年，课题研究的特征更加凸显，配合基本设施建设的考古发掘有意识地向相关课题靠拢，重大项目取得重点的突破。而且，考古事件也更多地步入公众视野。这一年，帝王陵相对集中的发掘，使一向默默无闻的考古人士也变得有些躁动，对李煜墓的捕风捉影差点成为人们的笑谈。但经历了2009年曹操墓的那场纷争，考古学者们学会了“按兵不动，等待时机”。隋炀帝墓在今年4月公布后，墓葬极度寒酸的情形一度引来不少质疑，文物部门索性三缄其口、鸣金收兵，等到11月更多证据出现时才站出来将此事敲定，化解了一场舆论纷争。如此看来，不管闹剧也好、争议也罢，也正是由于重大考古事件被社会媒体聚焦，使越来越多的人对考古学科产生了兴趣。大学校园内考古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中学课外班增加了考古这一新门类，门户网站也不约而同新增考古探秘频道，而考古学者也不再视公众考古为“不务正业”，积极投入到与考古爱好者的交流与沟通中。回首2013年考古圈里的人和事，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有限的反思和总结，来期待2014年中国考古的持续推进。

　　绕不开的话题——帝王陵

　　2013年可以说是帝王陵考古被密集关注的一年。这一年，帝王陵考古成为考古圈始终绕不开的话题。首先跃入人们眼帘的依旧是曹操墓。自从曹操墓的发掘遭质疑以来，对其真伪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歇。当年那场激辩在没有分出胜负的情况下就匆匆落幕，疑窦丛生。果不然，时隔4年，当年参与曹操墓论证会的考古专家徐光冀发表了一篇题为《“曹操墓”仍不宜定论》的文章，将质疑方的情绪又一次激发出来，上演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口水战。此时此刻，曹操墓果真应了那句“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让人发出真假难辨的喟叹。也许是思维惯性，自曹操墓之后，只要是进入公众视野的帝王陵被发现，无一不被公众无情地质疑。今年4月，隋炀帝杨广墓的消息一经发布，就被四面八方的舆论声所包围，以至于当地文物局赶紧“三缄其口”，等待时机成熟再将结果示人。经过一段时间考古工作的继续推进，萧后墓葬的发掘使隋炀帝墓得到充分的肯定，使其没有重蹈曹操墓的覆辙。江苏南京陈文帝永宁陵同样没有躲开舆论的风口浪尖，与隋炀帝墓质疑点不同的是，公众将矛头对准了不能主动发掘帝陵这一条，从而引发了媒体关于“主动发掘帝陵”的热议。也许是看到帝王陵如此抓人眼球，有的人耐不住寂寞，急不可耐地将河南洛阳发现李煜墓的消息公之于众，而事后才发现，那只是人们的捕风捉影，将一次普通的田野勘探当作了考古发掘。2013年，的确是帝王陵发掘的井喷年，一直到9月，仍有重大墓葬被发现。唐中宗昭容上官婉儿墓便是其中之一。仅凭上官婉儿这一历史人物在影视剧中高频率亮相就足以吊足人们对其墓葬的好奇心，即便其墓葬曾遭官方毁墓，文物线索不多，依然无法阻挡人们探究的热情。

　　但总的来看，相比前几年，公众对考古知识了解得更加深入了，盲目跟风的现象有所收敛，无端质疑的风气也有所改观，但舆论的监督也从另一方面提醒了文物部门对考古成果的发布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心浮气躁。

　　重大考古项目有新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星灿在一次考古论坛上说，一些高质量的考古成果，其实是来自多年的连续挖掘和学术积累。今年也是如此，不少重大考古项目在前期发掘的基础上都有所突破，成为今年学术成果的一大亮点。

　　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西周考古发现”的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一次发掘始于2011年，但随州西周墓地的发掘更久远。1978年，擂鼓墩曾侯乙古墓就出土了65件套编钟，震惊国内外；1981年，擂鼓墩二号墓又出土36件套编钟，从而使随州有了“中国编钟音乐之乡”的美誉；今年在叶家山墓地M111墓中，又发现一组5件编钟，更加深了人们对随州与编钟的印象。

　　今年入选“2011年至2012年世界十大重要田野考古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首次发现于1976年，经过几十年的系统调查和考古发掘，终于在去年摸清了遗址的大概情况：它是一座距今4000多年、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史前石砌城址。今年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深入，首次科学发掘了长达50多厘米的牙璋，从而证明了石峁牙璋确为龙山晚期至夏时期，同时也为研究4000多年前古代中国的玉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的考古进程一直为世人所瞩目。这一发现于1999年3月的秦始皇帝陵9901陪葬坑经整体考古发掘，今年也有了新的突破——首次发现了“宫藏”文字的4号俑(俗称“泡钉俑”)，为研究“秦俑家族”和秦宫制度，尤其是当时的娱乐艺术和时尚生活等提供了鲜活的珍贵资料。

　　古墓被毁频现 法律手段乏力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在马不停蹄地上马。为了赶工期，很多施工单位俨然将文物保护一事完全抛于脑后，甚至出现明知故毁的恶劣事件。2013年类似事件一再频现，由此引发人们呼吁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最典型的当属今年3月发生在江苏南京雨花台区金阳东街的一块工地的六朝古墓恶意被毁事件，面对考古队进驻施工现场的要求，施工方不仅熟视无睹，甚至连夜将6座古墓全部毁掉。当人们纷纷指责这一恶劣行径时，却被罚款50万元人民币就可全身而退的法律条款惊得目瞪口呆——难道6座六朝古墓所蕴含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只值区区50万元吗？

　　面对苍白无力的法律手段，人们不禁要深思：相比巨大的商业利益，50万元的处罚规定，究竟是在禁止还是在公开纵容开发商的违法毁墓行为？

　　可见，目前实施的文物保护法规太滞后，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称，亟须修订。为此，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草案送审稿)》对施工前考古做了细化。然而，仅凭一部地方法规难以阻止更多违法行为的步伐。没过多久，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来峰岗遗址就遭遇了同样的破坏。与南京古墓被毁事件不同的是，该遗址在考古工作未结束时就被地铁施工方强行破坏，但毁坏速度却惊人的相似——连夜毁掉6座古墓；处罚同样令人无法接受——50万元罚款。

　　如何使法律威慑力落到实处，使违法者真正接受教训、悔过自新，是制定法律的初衷，而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情况的需要，到了急切需要修订的程度。

　　科技手段武装考古

　　今年10月的一次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展示了自己刚刚做好的虢国墓地的三维立体图，形象生动地向大家介绍了数字影像、计算机软件建构三维模型服务考古发掘研究的情况。而这种新技术在我国考古领域的运用已不鲜见。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考古人不再局限于“拿着小铲子挖土”的旧有模式，而是不断采用高新技术，来提高考古结果的精确度。

　　同位素、遥感探测技术、地磁探测法、三维扫描等技术不断被推广运用，为考古成果的获得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年年初，四川三星堆青关山台地古建筑基址考古现场，一辆满载着实验室各种设备的“文物移动医院”引起了人们的好奇， X射线荧光分析仪、超景深显微系统、色差仪、空气成分检测仪、木材水分检测仪、红外测距仪、内窥镜、水质检测仪……这些平日里只能在实验室见到的设备，一同出现在考古现场，而且都由一台经过改装的依维柯汽车搭载，使不少人大开眼界。其实，文物移动医院在考古领域的运用已经非常广泛，它可以直接解决考古现场文物特别是脆弱质文物第一时间保护的难题。

　　公众考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考古到底离我们有多远，考古究竟是不是挖宝……还记得前几年，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高蒙河为了答公众问专门写了一本书《考古不是挖宝》，书中解释了他一直以来被人们穷追不舍的各种疑问。时至今日，他再也不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而是可以和考古爱好者站在一起探讨一些深层次的话题。他欣慰地感到，公众对考古的认识在逐渐加深，考古机构及从业者对向公众开放的问题也有了相应的重视。

　　尤其是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公众考古论坛，为考古学者与考古爱好者搭建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也为公众考古事业的推动做出了表率。多数考古学者表示，推进公众考古并不会影响对项目的钻研，反而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受益颇多。但公众考古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离真正的目标还很遥远。就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主任刘国祥所说，“虽然公众考古越来越得到考古机构和考古从业者的重视，但我们要回答公众的问题还很多。” （记者 杜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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