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名臣文彦博留守洛阳，正好退休的宰相富弼也闲居于此，由二人发起，仿唐代白居易“香山九老会”形式，组织13位退休朝廷高官元老，办了一次诗酒雅会，也称“洛阳耆英会”。为纪念这次难得的雅事，文彦博于会后聘请著名画工福建人郑奂，在洛阳妙觉寺的影壁上画了一幅写照图，被广为传诵。与此同时，当时的参会人，也各自延请名家，照郑奂原本，摹绘绢本珍存于秘室，以示荣耀。

　　《洛阳耆英会图》的宋代摹本，在著名典籍《宋史》、《梦溪笔谈》、《绳水燕谈录》、《龙文鞭影》及文彦博的《文潞公集》中均有记载，故宫博物院的清宫藏画中也存有两幅，但民间留存的，数百年来没有记载。

　　本幅巨制绢本《文潞公耆英会图》，于1998年被河南省博物馆首次发现，对于这幅堪称空前绝后的巨幅北宋遗珍，该馆极为重视，为慎重其事，专门奔赴权威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请求鉴定，故宫派出书画鉴定宗师级人物朱家溍、刘九庵、杨新(朱家溍乃朱熹25世孙，中国文物鉴定名家、刘九庵为中国文物鉴定终极团体“七人组”之一、杨新为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组成专家组，对此作品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审鉴，认定是“十三世纪时身居北方地区画家的作品”。同时中国丝绸博物馆也对该画所用的丝绢进行了鉴定，确认为“宋代北方所生产的绢”。不久后杨新先生又著文考证，进一步确定“是一幅北宋人的作品”，落实了此画的准确年代，此详尽的考证论文《<文潞公耆英会图>考析》发布于1999年《文物》上。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对文物的保护，未如今日重视，虽然确认了这是一幅国宝级的古画，但由于文物保护资金有限，河南博物馆和河南省文物局虽经多番努力，终未征集成功，此画之后一直由一位世家收藏，此次得以重新面世，实为盛世文物收藏界之佳话。

　　北宋《文潞公耆英会图》的最大价值在于：1、是迄今发现的留存于民间的尺幅最大的北宋作品，全画现在的实际尺寸为200cm×96cm，如此巨制为世所罕见，即使将台湾故宫及北京故宫所存全部北宋作品归纳在一起，也仅有数桢可与此幅相伯仲，堪称稀世巨幅珍宝；2、是屡经典籍纪录的、带有文献性的历史遗珍，北京王安石变法时的这次“洛阳耆英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盛会。出席盛会的人，不但职务高，而且均是著名学者诗人，从宋迄清有大量文献做了记载，“耆英会图”则以生动的图画为其留下真实写照，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据南宋王辟之著《渑水燕谈录》记载，郑奂在画《耆英会图》前对与会人中大部分人的形象都有了解，对没见过的两人不但看了司马光的画像而且专程去大名府拜访另一位参会人王拱辰，认准了王的形象，因此图中人物形象均是本人的真实面目，此幅绢本画是照郑奂原本临摹，所以十三位参会人的形象都有可做为标准像列入文献典籍，这是极重要的对史籍的补充；3、具有很高的艺术性，此幅作品气势恢宏，形象生动。山峦的皴擦笔触精纯，山顶呈平头，正是北宋范宽的风格。树木的刻划，以点染为主，少用“披鳞”和“披麻”，与北宋大家李成的手法一致。这些特征都可作为北宋风格的典范，因而作者虽佚名，但不难看出是北宋一位绘画高手；4、很可能就是“耆英会”后，文彦博请人为自己临摹的那幅原稿。从画幅的巨大可以看出，北宋这幅画的主人，绝非一般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是中下层官吏和商贾。因为北宋时期绢的宽度都超不过60cm，宣和以后虽有达80cm的，但都是特殊织机织成，民间少见，此幅画用双幅绢拼接，绘画时有较高难度，没有很高的地位是不敢做这样设想的。

　　此图名《文潞公耆英会图》，这个题款明显是收藏者后添上去的。一般情况下，如果此画非文彦博家传，后填的画名应为“洛阳耆英会图”，才与其传统名字一致，而“文潞公耆英图”可解释为文潞公(即文彦博)家藏的“耆英图”，据此推测填款人知道此画是文彦博家藏之物，担心与其他传世同题材作品混淆才写了这个与正规名称不一致的题识，如果此图真是文彦博请人摹制的原作，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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