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研堂谈艺录

《大研堂谈艺录》是我近几年来从事创作和教学的纪录，由笔谈和学友记录整理，比较真实和准确的反映了我治艺的理念和道路。这里选录的是关于书法部分的谈艺录。

 “恐与人同，恐与人似，恐与人非，恐与人不为；离群而不离时，求新而不求奇，示意而不求趣。”这是我长期思考后，提出的关于自己艺术的完整主张。
前人有言，“古人篆刻思离群……”，千人一面、千印一面绝对是一种艺术的沦落。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对时风和流行保持足够的警惕，要自觉摆脱当下篆刻界一些不良的习气，如对荒率印风的过度追求、对传统篆刻技法的鄙视等等，这就是要“不与人同”。“不与人同”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内涵，即作为艺术家的自身定位问题。当下篆刻界很多人仅把自身的艺术活动定位为“篆而后刻”的技术性阶段，而没有进入艺术性领域，更等而下之的是把自己定位为“刻章”的，把篆刻作为“稻粱谋”的一种手段，缺乏对篆刻艺术的深层次思考。我们大研堂的做法是要求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艺术家，其次才是书法家、篆刻家。而“不与人似”，这是对一个艺术家更高的要求。白石先生曾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单从“齐派”篆刻来说，他的传人就是国为与他面目太雷同而丧失了艺术生命力，已在印坛日渐式微。白石先生这么伟大的一位艺术家，且是经过时间淘洗过的艺术大师，与他面貌雷同者都要“死”，更遑论与时人面目雷同了。“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是孙过庭“书谱”中语，说的也是“不与人似”，特别是不与时人“似”，但其中涉及到个“不与人非”的问题。艺术家在自身的作品中必须表现出对时代的关注，要把生命的感悟、生存状态灌注于自己的作品之中。因此，不能因为要拉开与时人的差距就在作品中排斥、拒绝时代审美风尚，这也就是我说的“离群而不离时”的道理。至于说“求新而不求奇，求意而不求趣”，我认为一件艺术品不管它的面貌如何，但其背后必定要有一种堂堂正正之大气象，不能为求新而求新，单纯追求“奇趣”、“奇巧”，以至于走上追求“小趣味”、“小技巧”等猎奇手段的歧路。这正如学修行一样，有的人修行是为了追求“神通”，而真正的修行并不是为了追求“神通”，“神通”只是修行过程中附带的很小一部份，师父显“神通”只是为了引导走上歧路的修行者重归正途的手段，所以说“神通”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在为艺过程中，艺术的“新”是必须追求的，但“求新”不等于“求奇”，要把握中间雅、俗关系的度。怎么把握？这就需要建立意境。中国艺术向来讲究意境，但究竟怎样才能建立意境？谈到中国艺术，向来是“诗书画印”并称的，首标“诗”，是大有讲究的，学“诗”的过程就是建立意境的过程。“诗”在这里是广义的，可以涵盖诗、词、曲、赋等各种文学体裁。中国的文学从“诗三百”开篇以来，讲究立意的高远、遣词造句的精练、行文的含蓄内敛等，经历过严格文学训练的人，都有把文字形象化的思维能务和把形象文字化的表达能力，这也就是中国艺术意境的最初形成过程，具备了这两种能力，也就具备了深入学习其他门类艺术的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一位书家、画家、篆刻家要多读书的道理所在。“印”被放在传统艺术的最末一位，不是说它不重要，这恰恰表明篆刻在传统艺术领域的“难度系数”最大，率尔操瓢、信手拈来，必不能成功。没有前面三门艺术的综合修为，就很难在篆刻上有所悟入。简言之，“诗”解决意境问题，“书”解决线条表现问题，“画”解决印面构成问题，舍此三者，则“印”难成大气象。说到这里，我所提出的“求意而不求趣”也就水到渠成了，我的艺术主张是把追求意境摆在首位，追求“大意境”而舍“小趣味”。

                                                                                                                                        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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