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峄山碑》，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年）后，于次年东巡到峄山，为炫耀其文治武功，命丞相李斯等书写并镌刻的第一快刻石。

　　《峄山碑》原石已失，也无原碑拓本传世，现流行的各种刻本均“摹刻”，而以“长安本”为最好，即《上海书画社》1986年出版的“篆隶本”中的影印本。

　　《峄山碑》围子分为两部分，前部分为“皇帝诏”，计144字，刻于公元前219年。后部分为“二世诏”（即“皇帝曰”之后），计79字刻于公元前209年。由于封建等级制度原因，“二世诏”字要略小一些。

　　由于李斯写在竹木筒上的小篆墨迹至今为能流传下来，故刻石便更显珍贵。唐张怀 誉其书云：“画如铁石，字若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清杨守敬赞为：“笔画圆劲，古意毕臻”（见《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第55页）

　　《峄山碑》线条圆润流畅。结果对称均衡。形体清瘦修长，风格精致典雅，可谓一派贵族风范。加之该碑笔法严谨，端庄工稳，临写尤其能强化手腕“提”的功能，增强“中锋”意识，因而不失为学书入门的最佳范本。

　　值得注意的石，有的人认为此碑线条粗细匀称，用笔似乎简单，甚至以为用秃笔或将笔尖剪掉书写即可完成，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原因是未能“透过刀锋看笔锋”，对小篆笔法没有作深入了解所致。倘若将《峄山碑》解析解读后便可发现，其线条是在圆匀的笔致中凝结着敦厚的力量，滋润而不软沓，流畅而不浮滑。它使人们在圆匀劲挺的点画中，仍能品出隽永超逸的韵味。可以说，《峄山碑》线条的墨迹呈现应当是鲜活的，跳荡的。既有力度又有厚度，更有线条自然的粗细变化及书写时的节奏变化，切忌把它当成板滞僵硬的美术体对待。

　　临写此碑。首重用笔，妙在用锋。因为没有写出高质量的线条，结构再好仍是无功而返。因此，掌握正确的用笔犯法至关重要。那么，应当怎样临写此碑或者说应当注意什么呢？我们知道，小篆的点画只有两种，一是直画、二是弧画。但无论哪一种点画。其书法都有“起、行、收”三个过程。所谓“起”，即“逆锋起笔”，它要求笔锋应朝行笔的反方向入纸，使其锋藏。对初学者而言，起笔“藏锋”使一个难度较大的而又必须首先解决的技术问题。它不仅关系到点画书写的力度，而且对点画之间的承接呼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熟练地掌握“起笔”的这个技术动作，学书要想深入那将是寸步难行。所谓“行”，即“中锋行笔”，它要求匀笔时笔锋处于线条的中间，同时应充分利用笔毫的弹性，用“提”法抽擎“杀纸”而行。当然，在运笔的过程中并非就是“一味”的“提”，其中也有“按”的成分控制线条的圆匀及水墨的掺入含量。并且，不让笔墨“走偏”，还常常伴有连续的饿提按交替动作，这种情况在书写弧画时尤为明显。但应注意的是，书写弧画时，最好不要用“捻管”的方法来维护“中锋”，而应尽可能通过“腕”的“旋动”，伴以微妙的提按来对锋芒加以驱动，这样产生的线条更富有弹性。另外，在连续出现弧形的线条时，“提按”的幅度还可能加大，但一定要注意“交接”自然，不露圭角，以保持线条的流畅。所谓“收”，即“回锋收笔”，它是运笔至点画尽头时的一个技术动作，通常为“一驻即收”并伴有轻微的“反弹”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收笔的“回”并非是为了填补点画尾部的缺陷，而是“回头”寻找下一个“落点”，同时，在“回”的瞬间将笔锋“挺正”，以迎接下一个“逆锋起笔”。

　　再就是“笔势”的问题，临写《峄山碑》切忌将每个字视为点画的机械组合，而必须考虑到“形”所导致的“势”的重要作用。如果把字比做人体，四肢五官如同点画，则“势”就是“筋脉相连”。尽管它是看不见的，但却是维系生命的“内在网络”。人一旦有了“筋脉相连”，就有了生气、活力，一旦缺少“筋脉相连”，就如道具“模特儿”，哪怕外观再美，一看便是“死”的。因此，就书法艺术而言，“形”的作用远远无法与“势”抗衡。有了“势”，字就灵气飞动。没有“势”，字就板滞僵硬。那么，临写《峄山碑》怎样才能产生“势”呢？关键再处理好点画之间的呼应关系。即在熟练地掌握各种点画的书写的基础上，在具体书写每一个字时，不要将各个点画孤立地看待，而要将他们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第一个点画书写完毕，应顺势使笔锋迅速地找到下一个“落点”。也就是说，上一笔的“收笔”就是下一笔的“逆锋起笔”，而下一笔的“收笔”又紧接再下一笔的“起笔”，这样承上启下，环环相扣，循环往复，自然意气连贯，顾盼生情，神气活现。

　　“学书之要，惟取神、气为佳。若模（摹）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蔡襄《蔡中惠公文集》）。过去许多人临《峄山碑》，多重结构而不究用笔，多重形而不求质，故往往落入俗套，这一点不能不引起临习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