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史学宗师，陈垣先生一直强调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是艺术史上的一大景观。在1923年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他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在1939年所作《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中又再次强调了书法的民族性：“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不注意书法，则真景德云法师所谓不工书无以传者也。”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专门讨论了僧人的书法，把僧人的书法活动和他们的文章、小说等一起讨论。他说：“书法自昔为中国所重，僧人能书者亦多。即《景教流行中国碑》，书法遒整，亦可与他唐碑媲美。近年敦煌出土之景教经典，亦有幽雅绝俗者。”这些相关的看法，表明了陈垣先生对中国书法的关注，特别是对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加以肯定。

    1942年6月，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教育科学研究会上讲话，题目为《〈艺舟双楫〉与人海》，专门谈到书法的重要性。《艺舟双楫》是包世臣论文论字的一本书，他以此题目和即将毕业的同学讲话，是要学生重视文章和书法，鼓励学生利用能看到好的临本的机会“多看多临”，一定能够学好，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他还特别强调书法气息对学习者的重要性，告诫学生“字不怕幼稚，至怕恶俗”，指导学生要注意执笔、多看名迹，才能学好书法。

    陈垣先生三子约之先生爱好书法，陈垣先生在致约之先生的家书中，多次谈到他对刻石、碑版、墨迹、书体的看法，特别强调学习的方法。陈垣先生认为“学篆以秦至汉为正宗”，入门最为重要，打好根基再图变化，不断强调不能“俗”，不能“杂”。对于学习隶书，陈垣先生主张由近追远，由清人到汉碑，容易上手。在给约之的家书中说：“如果想学隶书，现在已有机会矣。前日检出黎二樵隶书一册，甚佳，可以从此入手，渐追汉隶。”又云：“隶先于二樵墨迹入，次学《华山》，学残石，均可。比写行、草易得多。”黎二樵即清代书家黎简，其隶书师法《熹平石刻残石》，陈垣先生认为从黎氏入手再学汉碑是一条途径。

    陈垣先生十分强调行书、楷书在书法中的重要性。他认为“行、楷最难写，篆、隶最易写，因行、楷是进步的写法，篆、隶是初民时代的写法。故写行、楷非要有多年工夫不可，篆、隶只有一年半载即可写成似样，速者三两月便成似样，行、楷无此急效也。”又说：“行书最要，最有用，最美。楷次要，草、隶又次之，篆又次之。此指用处。行、草只宜施之笔札，若擘窠大字，非楷、隶不能镇纸，故学隶亦好。”学习行书的方法，是要看到墨迹、真迹，从而来体会笔法。他举例说：“字最要紧看墨迹，从前英敛之先生最不喜欢米，我谓先生未见米真迹耳。后见宫内所藏米帖，即不轻米矣。”学习行书还要多看，训练自己的眼睛：“《九月十七日帖》及《奉橘帖》最要能看出名贵气。多学多看，笔下自然不俗，此为医俗之仙方。看不出他名贵，眼中仍是俗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陈垣先生还强调楷书中“南派”的“圆体”和“北碑”的“方体”不宜混杂，而应专心一路。陈垣先生也强调“墨迹”在学习楷书中的重要性，反对学北碑。他认为“刀刃所刻的效果与毛笔所写的效果不同，勉强用毛笔去模拟刀刃的效果，必致矫揉造作，毫不自然。”这个看法在书法界普遍学北碑、魏碑的今天，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陈垣先生不是专门的书法家，学习书法也没有专门的师承，和其史学研究一样，都是靠自学成才的，他对书法的许多认识也融进了他的笔墨之中。《陈垣先生遗墨》所收录的墨迹记载着这位大学者的书写面貌和研究过程。书中收录有陈垣先生从1903年至1965年的墨迹99件，内容包括读书批语、药方、书稿、信札、跋文等，书体有行书、楷书、草书等多种字体。陈垣先生的书法主要是为了实用和写作，但其墨迹间流露出学人特有的清逸沉着之风，非一般书家所有者。如行书《赵翼〈廿二史札记〉识语》为陈垣先生二十三岁时所作，是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墨迹，书迹娟秀，飘逸生动。《书陆游诗赠辅仁大学学生李瑚》、《致廖世功谈〈四库全书〉底本》、《家书谈思想剧变》、《致方豪函谈风气之变》、《抗战胜利后致张长弓函》等也都是难得的行书佳作。楷书如《光华医社配便通用方药录》、《〈校勘学释例〉稿》等端庄自然，字形略扁，有钟王之风。草书作品多见于稿书，如《〈释氏疑年录〉稿》、《〈清初僧诤记〉稿》、《〈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稿》等手稿飞动峻拔，枯湿变化丰富，雅逸之气跃于纸上。这些墨迹，陈垣先生无意成书法作品，许多地方是先生修订、涂改过的，但却是其学者本色的自然流露，其价值远远超过其墨迹本身。

陈垣行书吾道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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