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一家杂志征集名人对青年人读书的意见，鲁迅写了《青年必读书》一文，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人要沉静下去，与人生要离开，读外国书呢——除了印度的书，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然也有劝人入世的话，但这是僵尸的乐观，外国的书即使是颓废的厌世的，也都是活人的颓废和厌世。”所以，他主张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

    时隔七八十年的今天，鲁迅的这句话惹祸了。许多出了大名，很体面、很风光，血统也高贵的人因自己写不出一手可观的毛笔字，填不出一首可读的清平乐，也读不通有点深度的古书，就开始骂鲁迅。

    我们吃饱了饭，口袋里又有了闲钱，始知软实力也是真实力，自然发现书法这个东西有点像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证、别墅、奔驰车，可以使体面人更体面，富贵人更富贵。不幸的是，年富力强时，整天地跑江湖，拜码头，当官了还想当更大的官，有钱了还想有更多的钱，出名了还想出更大的名，哪有时间临帖写字。可是，人要与时俱进呀，中央正提倡，社会在推动，都精英了焉能袖手旁观。于是，想到诗词的风雅，想到书法的神逸，便一手拿着《快速写诗填词手册》，一手拿着毛笔做深沉状，煞有介事，挺像一回事的。王朔说无知者无畏，但，真动真格的，才知道风雅很难，神逸不了，于是就想起鲁迅说过的话，把自己的无能或平庸，算到这个犟老头子的头上——你1925年说的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导致我们中断了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更有甚者，把当代中国社会风气的恶化，文化素质的降低，都算在鲁迅的头上。其实，这种算法并不切合实际。

    矫枉开始过正，书法界又有人提出只穿长衫，不穿西服，只用毛笔，不用钢笔，只读中国书，不读外国书。孔子学院都有可能与可口可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子公司一比高低了，我们的软实力有什么不可以与西方的硬实力一试高下呢。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人的多元化选择，预示着多种的可能。但是，我依旧呼吁书法家们还是要读外国书。中国书，不管新与旧，无法全面阐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问题，无一不是国际化的，即使以书法为例，当我们剥去书法的国粹外衣，其中的艺术品格与市场价值，显然置于世界话语的价值体系之内，用旧理论来衡量是无能为力的。

    外国书也是一个庞大的概念，但对书法家而言，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思想体系，是需要深入理解的。从人是美的，到美是需要怀疑的，其中所铺展的审美历程，颇值得三思。近代启蒙思想强调平等，质疑“单向度的人”，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承认异质的平等观。于此，我们想想，当代书法家有谁不是“单向度的人”，对平等究竟是践行，还是反对。又有多少人津津乐道跪着和被跪，不是装出一副奴才相，就是摆出一副救世主的面孔。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体系中，我们看到了书法家个体价值确立的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竞争对书法家内心世界的分裂。福柯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和疏离的姿态，不断否定自己，超越流行思潮，时时发出惊世骇俗的声音。法兰克福学派对主流社会的怀疑与批判，对权力的质问与制约，是值得当代书法家深思的。当代书法家在工业社会的环境中成长，其精神困惑，发展难题，心灵需求，以及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与古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承认，现当代的西方一度是人类社会的领跑者，我们就没有理由回避外国书，拒绝西方进步思想对我们人生实践和艺术创作的影响。

    鲁迅提倡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的问题，是不是反传统，是不是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我们暂且不论。不过，鲁迅有一个“铁屋子”的比喻，他说，人在铁屋子里难以冲破，他还说，中国人喜欢折中，喜欢调和，如果有人主张在屋里开个窗，大家肯定是同意的，但如果说要将屋顶掀了，就会有人出来调和说那就开个窗吧。鲁迅对国民性有着深入的研究，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转型，他一直是焦虑的。在政治家的眼睛里，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始实现，就有人提出国民性问题已不是问题，道理十分简单，鲁迅时代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今天的中国人“三高”了，是乐极生悲，而不是苦极生悲。如果谁敢说我们不好，打倒他，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说，这样的背景，也没有人敢说书法不好，谁说了，就有灭顶之灾等着你。鲁迅又提到“僵尸的乐观”，但愿我们说书法时，千万别有僵尸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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