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某电视聊天节目中对茅盾、巴金、冰心等人深表不屑的韩寒，我可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里，尊重他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然而，对于他的轻浅与狂放也是深表不屑的，个中理由在此不论。不久，与韩寒一同参与某电视聊天节目的陈丹青，似乎受到了这个年轻后生的感染，也口出狂论，大言不惭地说起“醉话”来——“譬如法国的雨果、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我实在读不下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绝对了不起，可我只啃了一两章，全忘了。翻译不佳是个借口，对不起，又开罪译者。”说完作家，陈丹青转而又指向了画家：“绘画不必翻译，我早已对伦勃朗略生厌倦（他曾是我的神）；对柯罗轻微失望（我至今深爱他），对怀斯从来就讨厌，看到他的作品就想走开（他在民意调查中位居美国画家第一）。好在欧美爱国者不会越洋寻我来算账……”自我感觉良好的陈丹青越说越来劲，居然对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及晚期的林风眠也表示不以为然。

     对韩寒与陈丹青之流的“祖宗之骂”，我仅能理解为打击别人，是为了抬高自己。与李敖、柏杨等人当年对传统文化反思过及的“祖宗之骂”还不是一回事。

    日前，去北方某地游览，承当地书法家协会主席招宴，席间听其高谈阔论，不禁愕然。此君酒过三巡之后，骂起《史记》，他直言不讳地说——“《史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读不懂，也不影响我当主席呀，当著名书法家呀。”天呀，何为“主席”，何为“著名书法家”，我越发糊涂起来。

     把陈丹青与“主席”放在一起，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先说陈丹青。此人画西藏题材的美术作品成名，旋即赴美，浪得大名。吃几餐洋饭，就有与众不同之感。归国后，屡发高论，颇得媒体关注，名声日隆。陈丹青的言论，仅是公众人物的奇谈，本不必要大惊小怪才对。当他以如此的腔调，把雨果拿来说事，我对陈丹青开始怀疑起来——他的文学欣赏能力多强，他的文化智慧多高，他的审美思想多深？就连一个高中生都能理解的雨果，你一个世界艺术家焉能读不懂，是作秀，还是装深沉，惹人注目？

    雨果，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其代表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长篇小说，在中国影响巨大。雨果的小说并不难懂，单说《巴黎圣母院》，它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尔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可谓情节曲折，形象生动，扣人心弦。另外，他以作家的良知，于1862年11月25日致函巴特勒上校，直斥英法联军对中国的侵略，他说：“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兰西，一个强盗叫英国。”我想，这句话陈丹青是可以看懂的吧。雨果还是画家，读不下雨果的陈丹青恐怕也不知道。雨果在1869年画了一幅《热情洋溢的中国人》，画中有一条条甩得高高的辫子，富有神韵。

    再说看不懂《史记》的“主席”、“著名书法家”。在一个小范围内得志，说是小人得志显然不礼貌。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小撮人在小范围得志了，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轻言戏谑仅知其有、不知其意的文化经典，真觉得老子天下第一了。对《史记》的阅读和理解，不在书法家的职业要求范围之内，但是，作为书法家，对《史记》的常识性了解并不为过，我们必须知道，《史记》中所记载的是我们清晰的过去，是一个民族具体的存在。别说作为书法家——一个以文字书写为业的知识分子，仅是一个中国人，对《史记》也需要略知一二。

    看不懂《史记》的“主席”、“著名书法家”在书法界大有人在。有一次与某书法家聊天，谈话中提及《读书》杂志，此公不屑地说：“我不读书啊。”提到“二王”，一歪脑袋，又说：“二王死了。”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以极其蹩脚的方式，表现着自己某种可怜的优势。

    画家与书法家的“优势”就是工匠式的手工技术，因此，在美术界和书法界，理论家们的思考往往被看成无病呻吟，可有可无，其中的智慧魅力和思辨价值常遭忽略。尤其是美术、书法作品的市场逐渐成熟以后，画家、书法家的腰包鼓起，在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似乎就有了胡说八道的话语权，以自身的浅薄，说着弱智的话，尽管振振有辞，终掩饰不了一个暴发户的短见和一个手艺人的狡黠。

    陈丹青在清华大学短期执教，因与校方在招生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陈不主张美术学院的研究生考试注重文化统考，意即美术家是文盲也没关系。从陈丹青的言行来看，我觉得美术学院招生，是需要文化统考的。陈丹青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大学生，就是因为文化考试的要求较低，才使他看不下雨果，看不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看不下马尔克斯的，也看不到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林风眠的学问究竟比自己高多少。

     对文化经典我们要有敬畏。当我们在文化大地匍匐时，我们的力量来自于经典的支撑和鼓舞。我们不是孤立的存在，我们是今天与未来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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