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书》卷八十本传载，王羲之初涉仕途时即不乐京师(建康，今南京)，苦求外任。后经一番周折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得以远离京师前往武昌，任镇守在那里的庾亮(289~340年)府中的参军，后转为长史。关于此举理由，笔者以为当从其主、客观两方面求之。主观原因应较易理解，一般认为经过东晋王敦(276~324年)之乱，王氏一族几乎全部卷入，而残酷的结局则令王羲之感到恐惧与心寒，因而导致他极度地厌恶政治斗争的中心舞台建康，为了远离京师，他才苦苦寻求外任。至于客观原因，学者则很少言及，故在此略作推测如下。

    东晋明、成帝时期，形成了由据守荆州的外戚庾亮(明穆皇后之兄)，与控制中朝的王导(276~339年)这两大势力对抗的政治格局。在庾、王之间，明帝亲庾疏王，然而王、庾均从维护门阀政治和各自的门户利益出发，其间虽不乏明争暗斗，但彼此都还能留有余地，避免发生直接冲突，保持了两势均衡(详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有关章节)。故此就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士族权臣之间，他们的子弟除常规的出仕途径外，还有相互提携与交换“人质”的方式存在。前者就是彼此相辟对方子弟入府任职，以参军一职最为常见；后者表面上看虽然与前者并没多大区别，但却有一种“人质”交换的性质隐含其中。

    按自魏晋以来，以都督出镇而留其妻室子女于京师为质者，乃抑制防止擅兵生变之法，亦有用以钳制彼此者。关于此现象，似少有学者注意。笔者推测王羲之入庾府，或有后者之背景也未可知。因为以当时东晋政坛上形成的庾亮、王导两大对抗势力的格局分析，王羲之参庾亮军之事若仅以“不乐京师”之类的理由解释，就显得缺乏说服力。盖王羲之不但身为琅邪王氏子弟，而且以郗鉴(269~339年)为代表的妻族也是居间平衡的一股强大势力。故对庾亮来说，征辟王羲之这样具有双重背景身份者入府，无疑可以保持和钳制与王、郗的势力均衡。为了证明这一推测，先让我们来看看也发生在晋代的一件事情。

    刘弘与部下陶侃(257~332年)之间，就曾有过一次取送抵押“人质”之事。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张昌之乱起，陶侃为荆州刺史刘弘部下，率强兵镇压此乱，武威盛誉亦重一时。永兴二年(305年)陈敏乱起，刘弘任命陶侃为鹰扬将军、江夏太守，统兵以御陈敏。此时有人离间刘、陶关系(《晋书》卷六十六刘弘、陶侃传载：“随郡内史扈瑰间侃于弘曰：“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结果是“侃潜闻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同陶侃传)同卷刘弘传亦记此事：“侃遣子及兄子为质。”从这一史实看出，在无法消弭彼此间的猜忌时，为化解对方的疑虑或防范对方反水，遂以抵押“人质”的手法以平衡关系。本传载“庾亮请”王羲之“为参军”，此“请”当是向朝廷请求，而实际上乃是向当朝权臣王导敦请也。结果王羲之的“从父”王导准以羲之入庾亮府，直到咸康五年(339年)王导、郗鉴相继去世之后、次年(340年)庾亮临死之前，方离开庾府转调他任。其实，王氏家子弟入庾亮幕府者尚不止羲之一人，当时王廙(276~322年，羲之叔父)之子胡之、王彬(羲之叔父)之子兴之(309~340年)也都在庾府（据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文，兴之生前亦曾做过“征西大将军行参军”，此事史书失记。），是知王羲之的祖父王正这一支(旷、廙、彬)兄弟三人之子均有置身庾府的经历，这恐怕很难说是偶然现象，或有隐情在焉。如上所述，当时政坛格局是：庾亮与王导之间，虽由矛盾发展到对抗，然表面上却显得比较平静，在暗中对抗较量之中，双方内牵外制，彼此势均力敌，故庾、王之间始终未发生明显的争斗冲突，保持了均衡态势。之所以如此，固然有许多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比如郗氏这支势力所起的均衡作用就很重要。然而笔者的看法是，以王羲之等王氏子弟身居其间所起到的“人质”作用，或许也是存在的。

    尽管这只不过是推测，因为我们毕竟还不能确定庾亮召王羲之入府必有取押“人质”之动机，但似乎也无法完全排除这一可能。至少，在看待王、庾对峙关系上将此因素考虑进去，或可成为我们认清历史上的某些现象的实质之一助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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