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衣寒士到礼部尚书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董家汇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月十九日。

十七岁时，他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开始他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土，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土，人翰林院深造，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在家乡，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估、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图5)、《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

崇祯十年八月，他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后来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清顺治元年(1644)，南京南明福王政权以董其昌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俯相类，授予董其昌与赵孟俯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人因此把他称作“董文敏”。

董其昌(1555～1636)，明代画家、书法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致仕。绘画专善山水，师法董源、巨然、倪瓒等。讲究笔情墨韵，画格清润明秀。书法初学颜真卿，后转师晋、唐、宋诸名家，工楷、行、草书，自然秀雅。书画理论对后世极有影响，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等著作传世。其绘画多从古人画迹着手，通过悉心模仿和兼收并蓄地加以融会贯通，探求得古人的笔墨情趣。他擅长运墨，墨色鲜丽，层次分明，于意趣简淡中见天真秀润。这一运墨特点，也体现在他的设色山水画中。他还讲究笔法，往往皴、擦、点、染互施，追求运笔的丰富变化，强调不为物象所束缚。影响最大、也是最集中地体现董其昌艺术思想的是“南北宗论”，他借用唐代佛教禅宗分为南、北二宗来解释自唐至明数百年的绘画发展，他按绘画的创作方法和画家的身份，将唐以后的山水画也分为南北二宗，将水墨渲淡画法的文人画家比作南宗，将以青绿勾填画法的职业画家视为北宗，他自诩为南宗正派。

在晚明书坛，影响最大，开一代书风的应推董其昌。

董其昌兼工楷、行、草书，形成生拙秀雅的书法风格。在书法理论上，他强调书法贵有古意，认为书法必须熟后能生，即以生拙之态来掩饰技法的娴熟，借以表现书法的"士气"。他重视书法家的文化艺术修养，主张多阅、多临古人真迹，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提高艺术的悟性。这些与他在绘画理论上提出的南北宗论是相通的。董其昌创造了一种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秀雅风格。

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松江华亭( 今上海松江县)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世称“董香光”、“董文敏”、“董华亭”，在明末以书画名重海内。

董其昌学书道路是十分艰难的,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这在他的《画禅室随笔》有所记述，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初师颜平原《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舍丙帖》，凡三年，自谓逼古，…比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由此可见，他对于古代名家墨迹是认真临摹的，在用笔用墨和结体布局方面，能融会贯通各家之长。以古为师，以古为法，他的书法成就一方面得力于自己刻苦勤奋,善于深刻地悟通、反省，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其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的交往，得以饱览许多书画真迹。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董其昌在仕途上的通达,不是明代前几位书家所能比拟的。到了清代，康熙又倍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清代著名书家王文治《论书绝句》曾赞曰：“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 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一时士子皆学董其昌的妍美、软媚，清初的书坛为董其昌笼罩，书风日下，实在是书坛的悲哀。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包世臣、康有为最为激烈。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军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他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行书以“二王”为宗，又得力于颜真卿、米芾、杨凝式诸家，赵孟俯的书风也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他的创作。草书植根于颜真卿《争座位》和《祭侄稿》，并有怀素的圆劲和米芾的跌宕。用笔精到，能始终保持正锋，作品中很少有偃笔、拙滞之笔；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风格萧散自然，古雅平和，或与他终日性情和易，参悟禅理有关。许多作品行中带草，左图这幅作品用笔有颜真卿率真之意，体势有米芾的侧欹，而布局得杨凝式的闲适舒朗，神采风韵似赵孟俯，轻捷自如而风华自足。董其昌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

董其昌学识渊博，精通禅理，是一位集大成的书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其《画禅室随笔》是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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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 作于崇祯元年（1628年） 纸本 26X334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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