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四国——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在地理上如此接近，而事实上，在文化和艺术方面，也有不少相互联系的地方，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的美术无不具有足以自豪的历史性纪录。

    且让我们追溯一下每个国家的美术曾经有过的“坐集千古之智”的吸纳和创新的历史事实。

    日本受过中国文化的诸多影响，艺术也是如此。譬如，漆艺在中国是一种传统工艺，而传入日本后因为有新的创造而大放异彩，形成独特的和式风格。明清时期，日本的漆器可以和中国漆器相媲美，并且向中国回流。如今，日本漆器更是体现出对简约和绚丽的特殊领悟和表达水准，在国际上享有声誉。

    中国的绘画曾经给日本以普遍而又深刻的影响。但是，与中国明代版画印制方式有渊源关系的“浮世绘”艺术却全然体现了鲜明的日本特色，并且为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送去了独特的灵感。马奈、莫奈、德加、凡高和惠斯勒等都在浮世绘作品中得到过极为独到的启迪。更有意思的是，“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中，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活动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中国学生留日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1）近代留日的中国艺术家就有：李叔同、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和何香凝，还有徐悲鸿、刘海粟??出现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许多艺术家竟大多曾在日留学或考察过日本的美术教育！（2）虽然有学者指出，中国的留日学生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学习西画的，但是专门学习日本美术的（包括绘画、陶艺、漆艺、染织、图案等）也有一定的比例。

    同样，中国的书法也影响过日本。遣唐使时期，王羲之父子和欧阳询等人的书法曾经令日本人为之倾倒，成为临摹的最高范本。但是，日本文字后来的变迁却带来了书法上不少独特的变化。如果以书体的风格而论，中国的书法有篆、隶、楷、行、草等形态，而日本的书法大致就分行书和草书两种了，而且，在这两种风格中也均与中国书法的风格拉开了距离。尤其是日本的现代书法，总体上显得尤为刚劲、狂放、张扬和恣肆，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书法研究者看来，日本的现代书法已与中国的书法走了颇不一样的发展道路，前者与文字的应用愈来愈远，纯观赏的美学效果则成为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如果说中国的书法不离一种文字结构和意义理知的话，那么，日本的现代书法则较早走上了表现主义的路子，甚至有时毫不拘泥文字构架，即便稚拙，也全不在意，只要能到达直抒胸臆的自由境界，便是一切的价值所在——这是值得中国书法家深长思之的。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5月“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作品展览”在北京和沈阳举行，150幅装饰味浓郁的日本画为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翌年9月“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作品展”在华展出，80多幅作品多为中国题材，而且，独特的画风也给中国的艺术家与观众以极大的启迪。差不多20多年之后，平山郁夫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名誉博士。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日本画展均成为令中国艺术家难以忘怀的重要展事。

    韩国与中国在艺术上也素有交往。例如，1314年，素有“诗书画三绝”美誉的高丽大儒李齐贤在大都与元世祖忽必烈的外孙忠宣王王璋品书论画。史料曾有记载：

    上王（忠宣王）乃构万卷堂于燕邸，召李齐贤，充府中，迎致元大儒阎复、姚遂、赵孟、虞集等与之，以考究书史为娱。复等见齐贤述作，咸称叹不置。夏六月，遣博士柳衍等诣江南购经籍一万八百卷而还。

    姚遂、赵孟、虞集等均为中国美术史上著名的书画大家，李齐贤能令众人“称叹不置”，自然有其罕见的才情和过人的见地的缘故。可惜，我们如今无法领略个中的精彩细节了。

    中国是陶瓷的发祥地。自新罗时代晚期到高丽时代，朝鲜与当时生产越窑青瓷的五代吴越王朝就有频繁的往来。根据史料记载，公元918年（五代后梁贞明4年）高丽已经学会了中国的陶瓷技术，而且，再进一步，烧出了具有自己技术特色的“翡色”瓷器，独树一帜！高丽秘色瓷器在南宋刊行的《袖中锦》中就被列在“天下第一”条内。

    如今，韩国的现代艺术令人瞩目。从2003年开始的北京国际双年展是目前中国最大型也最具国际影响的展览。我们曾经辟出空间，专门举行过“韩国美术特展”，其影响特殊而又深远。

    越南和中国的交往极为久远。根据考古发掘，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器与中国秦汉时代的样式与风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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