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艺术界，王广义的名字已经成为公认的神话。虽以架上绘画闻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广义也尝试创作了很多行为、装置、雕塑作品，都受到广泛关注。从二十年前开始，王广义始终是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潮流中的领军人物。

　　在安迪·沃霍尔逝世20周年之际，记者采访了艺术家王广义。作为中国波普艺术的先行者，他跟记者谈了对沃霍尔的看法，也回顾了中国波普艺术发展的里程。

　　沃霍尔是我崇拜的波普领袖

　　广州日报：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逝世20周年纪念展在英国国立画廊开幕，作为中国波普艺术的先行者和实验者，您怎么评价沃霍尔及他的作品？

　　王广义：沃霍尔在纽约以商业广告绘画初获成功逐渐成为著名的商业设计师，这些经历决定了他的作品具有商业化倾向的风格。此后，他开始以日常物品为作品的表现题材来反映美国的现实生活，他喜欢完全取消艺术的手工操作，经常直接将美钞、罐头盒、垃圾及名人照片一起贴在画布上，打破了高雅与通俗的界限。

　　沃霍尔除了是我崇拜的波普艺术领袖人物，他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沃霍尔的作品没有欧洲设计师那么观念化、哲学化、个人化，他的作品风格体现出了实用主义、商业主义、多元化、幽默性，其艺术成就达到令人有如“宗教崇拜”的高度。

　　走向波普艺术是偶然的必然

　　广州日报：您是如何走上“政治波普”这条路的？

　　王广义:应该说有某种偶然性，但是也有必然的背景。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处于一个旺盛阶段，外来的商品和文化大量涌入，构成对原本生活的影响。在大多数人仍然沉浸在对于外来商品的享受之中的时候，我率先看到了并开始思考商品入侵所带来的文化渗透。

　　当时，我一直希望找到一种方式或者途径把自己所想的东西转换出来。有一天，我喝着可口可乐画报头(“文革”黑板报形式)，突然就有了感觉。我突然想到，“工农兵＋可口可乐”的方式应该很有意思。所以，我用“历史事实＋现代进行时”的方式进行表达，我希望在对两种文化冲突的并列中，作出某种呈现，启发人们或这样或那样的思考。其实，当时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也没有想到什么“政治波普”，而是出于内心的某种直觉。

　　广州日报:您的“大批判”系列作品是否受到了安迪·沃霍尔的影响？

　　王广义:当然，我在浙江美院读书的时候就很喜欢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但是安迪·沃霍尔对我的影响并不是刻意或者必然的，因为我之前所创作的《极地》系列、《后古典系列》和安迪·沃霍尔并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点，安迪·沃霍尔当时也远没有今天这么“火”，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并不清晰。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对艺术的看法有了变化，以往的积累、沉淀加上艺术观念转变的欲望就催生了我的新作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安迪·沃霍尔的形式感。

　　中国波普艺术侧重政治

　　广州日报：你当年在北方艺术群体是一位非常活跃非常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能回顾一下当时自己的精神状态和面貌吗？

　　王广义：那时候我很严肃，谈到文化问题总是涉及到时代精神，总假设自己掌握了时代精神。我们当时提出、研究和关注的所有文化问题，舒群在理论上阐述得更为系统化。在谈论问题时，我更多阐述的是模棱两可的问题，不能证伪的问题。当时我被称为是“制造图式的斗士”。

　　广州日报：有人说，中国政治波普或其他某些当代艺术，是西方文化逻辑控制下的某种妥协。您如何回应这种说法？

　　王广义:说这些话的人是很不成熟的。我们不能搞民族狂热，也不能搞民族卑微。他们不知道中国的波普思想和美国的波普思想可能是两座伟大的城堡。中国的城堡所包含的精神性更为复杂而丰富。中国的波普思想除了表现大众生活、流行元素、经济生活之外，更加侧重政治的东西，而美国波普则主要折射消费生活的一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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