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枪击电话亭中自己映像的艺术家肖鲁在展览现场重现当年场景

　　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正在举办行为艺术家何成瑶的个展，北京现在画廊在M50的上海分部也正在举办“七宗罪”行为艺术展。何成瑶个展的作品，基本上是对她艺术履历的一次回顾。而“七宗罪”则是对1989年美术大展上七个行为艺术作品的文献展示。

　　何成瑶多年以来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行为艺术创作，并由此发散开来形成了作品系列。“七宗罪”则从中国行为艺术的源头上进行了一次回望。不管这两个展览的形态如何，它们都难免让人联想到当下。客观地说，这两个展览在当下的艺术氛围中显得有些突兀。

　　随着架上绘画主流地位的逐步确立，新媒体艺术作为后起之秀的咄咄逼人，行为艺术，近两年似乎正变得越来越边缘。甚至，它们最多只是某些大型艺术展览开幕式上的点缀，聊胜于无。一大批早年间做行为艺术出身的艺术家已经转行，饱受非议的另一部分艺术家因为各种原因又没有新的作品面世，从新旧艺术家的承接上来看，行为艺术也有些青黄不接。难怪，不少人至今怀念上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那时候可谓是中国行为艺术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当然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提法，这只是一种印象。它的产生，当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西方观念的进入，使得长期闭塞的中国艺术家突然获得了十分顺手的理论武器。他们挥舞着观念的大棒，向官方美术体系索取生存空间和话语权。这个场景，似乎让人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的平民走进贵族极尽奢华的花园。

　　一部分激烈的艺术家迅速发现了行为艺术作为一种艺术方式的优越之处，它不需要借助过多的外在表现形式，身体的语言就是最有效的语言，因为身体的复杂涵义足以让作品本身具备充分的成立依据。这也正是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策略带来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急于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刚刚走出封闭的中国，检验其价值的普遍性，满足其实现文化“霸权”的欲望。当时在中国尚没有合法地位的观念艺术，尤其是一些后来被频繁提及的行为艺术经典作品，能够为其提供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