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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底，2008当代波兰电影周在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举办。同波兰斯基一起出现在现场的是他的好友雷尚德·霍罗威茨。作为电影周的特别单元，雷尚德的摄影个展展示了这位“复像摄影先驱”像鸟一样自由的想象力。

   　 在《辛德勒的名单》长长的演职员名单上，有16个人扮演的是“herself”和“himself”。其中一人就是雷尚德·霍罗威茨(Ryszard Horowitz)，他是电影里那个为了躲避盖世太保，藏在臭气熏天的厕所粪坑里的男孩。男孩在厕所里听着皮靴声越来越近，然后在极度惊恐中，终于听到盖世太保转身走开。在死亡和生存之间挣扎，是男孩每天的日常生活。

   　 对于雷尚德·霍罗威茨来说，这不是演戏，而是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最真实的事情。1939年5月5月，他出生在波兰克拉科夫。4个月后，纳粹攻陷波兰。雷尚德和父母被分别送进不同的集中营。他去的是奥斯维辛。众所周知，这是德国在二战期间修建的1000多座集中营中最大的一座，400多万人在这里死去。战争结束前几天，一大批孩子遭到“清理”。最后只有不到200个孩子活了下来，雷尚德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雷尚德在奥斯维辛度过了人生最早的6年。幸运的是，他的父母都活了下来。他的朋友波兰斯基没有这么幸运。波兰斯基比雷尚德大6岁。他的母亲怀孕了，死在集中营。

   　 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日子里，雷尚德、波兰斯基和波兰斯基的表妹组成“三人帮”。他们一起扒电车，找吃的，做些古怪的事情。那时，雷尚德的理想是当画家，波兰斯基的理想则是电影。

    　1956年，波兰的政治解冻，波兰政府建立了一项基金，用以激励艺术原创。克拉科夫一跃成为先锋爵士、绘画、戏剧和电影制作的中心。那年，波兰斯基违背了父亲让他学技术的意愿，进入波兰著名的罗兹电影学院，开始学习电影创作。雷尚德得到了一台东德制造的相机，镜头出自卡尔·蔡司工厂，非常棒。这台先进的相机比他10岁那年得到的笨拙的箱式相机好用很多。雷尚德迷上了摄影。他把自家浴室改成暗房，光源只有天花板上的一只红色灯泡。没有放大机，他自己动手改造了一台旧幻灯投影仪。

    　从高中到大学，雷尚德的专业都是绘画。他的老师认为素描、油画和摄影没有关系。这个观点现在来看无疑是错误的。不过早在那时候，雷尚德就认定老师错了。

   　 1959年，雷尚德在20岁时得到了纽约三大艺术设计院校之一—普瑞特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如愿离开波兰，来到纽约。毕业后，他担任Grey广告公司(即现在的Grey全球集团)的艺术总监，与著名摄影师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艾诺·纽曼(ArnoldNewman)共事。1967年11月，他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从一开始，雷尚德就决定制作图片，而不是拍摄。他起初用了一些简单的办法，后来结合摄影和暗房技术开创了“复像拍摄”(multiple image)。在他的照片里，看不到传统摄影的构图、光影，却能看到卡夫卡和贝克特的荒诞、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每幅作品就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梦。

   　 这种打破现实生活的摄影方式得到了一批纽约最具实力的公司的青睐。他们需要雷尚德在他们的品牌里加入梦幻般让人沉迷、追捧的理念。1971年，雷尚德为珠宝首饰公司Richton拍了一组黑白图片。其中一张图片里，一只手指纤长、指甲圆润的女人手上戴着一只饱满的戒指；手腕下，无数的同款珠宝铺满了整个画面；一个身材曼妙的女人裸露着上身，在张开的手指后风情万种地探出身来……这组图片为Richton带来了一批膜拜的粉丝。

　　从70年代初开始，雷尚德的作品出现在各大著名摄影杂志。他的各种合同源源不断，很快成为纽约最著名的创意摄影师之一，并创办了美国广告摄影师协会。

   　 雷尚德一方面拍摄了很多经典商业照片，另一方面也为明星拍照。在1978年为波兰传奇音乐巨星麦克·乌尔巴尼亚科(Michal Urbaniak)拍摄的一张照片上，主体不是人而是大提琴，没有拍人物的五官，而是两条大腿。这张照片广为流传，成为雷尚德的代表作之一。但是，很多人不认为雷尚德的作品是摄影，批评他改变了摄影。雷尚德不以为然，他说那些人误解了摄影的本质，“在摄影发明之初，人们就已经在用多重曝光、定时曝光等技术控制影像，并且在暗房操作中也有被二次改变的可能”。

   　 也许是刻意回避，雷尚德的作品和二战几乎没有联系。“我们会说1万个不同的故事，但从来不说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他曾经拍过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一双燃烧的眼睛，瞳孔中映射出集中营儿童的照片。但这样的作品很少，他很怕尝试二战题材，“因为这种用亲身体验的事实所创作出的带有情绪化的东西，会使作品丧失精确度”。同时也有技术上的限制。他说，二战非常散乱，很难视觉化，摄影比电影更困难。

   　 和雷尚德相比，波兰斯基很少说二战经历，但一说就很吓人。在一次饭局上，桌上有波兰斯基、哈里森·福特夫妇以及雷尚德，波兰斯基突然说起了雷尚德而不是自己在奥斯维辛的经历，说得很亢奋，好像那些不是真的，是他的电影。雷尚德说，那就是波兰斯基试图摆脱二战阴影的方式，“他试图建立新生活，他在自己和外面的世界之间建立了一个坚固的盾牌”。1993年，波兰斯基以二战经历为背景，拍出了《钢琴家》，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

  　  2008年10月25日下午，雷尚德和波兰斯基出现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参加2008年波兰电影周。这是雷尚德第一次来中国，他的摄影个展是电影周的特别单元。当天下午是摄影展的开幕酒会。雷尚德一身黑衣，拿着佳能G9的DC机现身。他的太太、建筑师安娜·博古兹·霍罗威茨一袭黑色套装，头戴一顶黑色窄边小圆帽，拿着一台小型DV一直在拍。波兰斯基身着黑色夹克、牛仔裤，依然是著名的坏脾气。在某电视媒体采访他时，周围的闪光灯和观众的走动声，都令他非常不满。他要求中断采访，责问该媒体：“你们怎么能在这种环境下拍摄？”

   　 展览上展出了雷尚德40多幅作品，作品涵盖了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整个创作生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照片，让很多人纳闷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一条延伸向远方的马路像纸片似地飞扬起来，纸片上是艳丽的彩霞；一个呱呱坠地的孩子在腾空于海面上的冰块里爬行，冰块倾斜，向海面汩汩倾注流水；一个长发女郎急切地伸出双手穿门而过，她的漂亮双腿则穿着红色丝袜和高跟鞋，朝反方向行走……

   　 很多人猜测这些照片是电脑合成的，其实不是。雷尚德开始合成摄影的年代，电脑还远不如现在发达，他用的是电影和暗房技术。这正是他厉害的地方，也是他被誉为“复像摄影先驱”的原因，更是70年代初他被众多世界级广告主青睐的原因。

   　 酒会现场，波兰斯基被问及对雷尚德作品的看法，波兰斯基摇头说：“我不好评论雷尚德的作品，因为我们的关系太好了，太亲近容易蒙蔽真正的想法。”他说他对雷尚德的第一幅超现实摄影—一张美丽的女人脸从鸡蛋壳里钻出来—印象深刻。“除了摄影，我还喜欢雷尚德的画。他在学校时画过一幅一个人手持头颅的画像，那幅画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B=《外滩画报》

    R=雷尚德·霍罗威茨(Ryszard Horowitz)

    像鸟一样自由的想象力

    B：1959年你为什么离开波兰去纽约呢？

    R：波兰先被纳粹掌控，然后经历了斯大林时代，这些都是痛苦的回忆。我的思想很活跃，但是在那个时代，我的思想是被禁锢的。那时候，我们这群热爱艺术的人都向往美国，因为很多音乐、电影、文学作品都在美国创作出来的。美国给了我很多东西，特别是让我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这种感觉很棒。所以毕业后，我决定留在美国。

    B：你的照片为什么青睐超现实主义的风格？

    R：我喜欢自己的作品具有音乐性，像讲故事一样。我并不希望摄影只局限于记录现实，我在试图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让人眼界大开，自己去寻找照片中所要表达的东西。

    B：你的作品中有达利的影子，你是否受到了他的影响？

    R：我出身纯艺术专业，从很多画家那里得到了灵感，比如卡拉瓦乔、伦勃朗、达利的早期作品，还有毕加索、马蒂斯。我非常喜欢毕加索的幽默。我一直在寻找色彩和形式的出路。

    B：说说你的第一幅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吧，那也是波兰斯基很喜欢的。

    R：那幅黑白照片我没有用其他技术，只用照相机就做到了，非常简约，非常直接，是一种全新的观看体验。我希望观众能从中感到一种荒谬，一种反映，并向历史寻求注解。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来解释作品。

    B：你的作品中多次出现鸟，这有什么寓意吗？

    R：鸟是自由的象征，它可以使人的灵魂升华。它是一种美丽的存在。我希望自己的想象力可以像鸟一样飞翔。

    B：你经常做梦吗？

    R：有些人认为我的作品是从梦中得到的灵感，但是我经常记不起自己做过的梦。我的灵感更多地来自我看到的、经历的。

 B：奥斯维辛那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R：应该是潜意识中的影响吧，在我的作品中不会太提及那段经历。这个问题应该去问波兰斯基，他应该比我记得清楚，不过恐怕他现在能记起来的也只有和我一起长大这件事了(笑)。

    B：听说你很喜欢爵士乐？

    R：对，是最喜欢的，还喜欢古典音乐、电影、看书。我喜欢那种深刻地表达出导演思想的电影。当代很多中国导演的电影我都看过，也很喜欢，比如张艺谋的《英雄》，我非常喜欢他的风格。中国现在正处在变革时期，我接触的东西还比较表面，但是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我的好友波兰斯基

    B：听说这次波兰斯基之所以肯来中国，是你的功劳。你怎么说服他的？

    R：(笑)我并没有对他说些什么，他见我要来，就跟着一起来了。他是好人，虽然我不完全清楚他怎么想的，但他没有不想来的念头。事实上他之前来过中国，我是第一次来，刚刚参观了故宫。

    B：作为波兰斯基的朋友，你最欣赏他哪一点？

    R：在我的生命中，他很特别。现在，他住在巴黎，我住在纽约。我们并不能经常见面。当他第一次来纽约看我的时候，我们度过了非常美好的时光。

    B：当你们俩中的某一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彼此如何支持呢？

    R：当我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我们的关系不是那种简单的友谊，不是那种一遇到什么事，就会拿起电话给对方讲的朋友。我们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交流，更深入，更复杂。

    B：几年前，当波兰斯基遭遇媒体关于诱奸事件的围攻时，你是怎么支持他的？

    R：非常有趣的是，最近有一部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以及被渴望的》)，第一次，一名年轻的美国女士找到这一选题，希望能准确地还原波兰斯基在新世纪到来前遭遇的这一事件。我从一开始便知道很多关于这件事的细节，我知道罗曼在美国被警方通缉，也许这件事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他也许现在在美国工作。但长远来看这对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现在欧洲的创作环境更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选题，我觉得他不必感到惋惜。他在美国已经拿到了奥斯卡奖，况且现在情形已经变了，新一代的想法和我们已不再相同，从长远来看，我觉得这件事的影响过分夸大了。不过让我感到难过的是，罗曼觉得这件事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

    这件事经常被媒体问起，让我去评价他和这件事，因为他本人对此避而不谈。我担心的是媒体会利用这件事进行炒作从而造成大家对此事的误解，即便是刚刚上映的这部纪录片，我也不知道导演是出于一个什么立场。现在看来，这件事并没有多少缓解。

    B：你怎么理解波兰斯基作为犹太人，身上背负的苦难？

    R：我们虽然有过相同的生活背景，但他比我的情况更糟。他的电影《钢琴师》最能引起我的共鸣，而他的其他电影更多反映的是他的观念、感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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