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一首首带着核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是朱自清对子愷漫画的形容。丰子愷总能用寥寥数笔，勾勒挥洒出人间的善恶真美。这样的画在他之前没有人画过，之后也没有，当年，老上海的弄堂理髮店澡堂子餛飩摊上都会掛着他的画，轿夫縴夫都传阅他的画，甚至文盲都爱看他的画。有人说“这样的画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画家用洗练的笔法画出了他对人世的悲悯与仁爱，用“爱眾生”的思想切入社会最深刻的话题，将一把把利剑刺入民族的皮下。

　　六册完本《护生画集》，是丰子愷对恩师的半个世纪的承诺。上月底浙江省博物馆与香港艺术馆合办的“有情世界”丰子愷漫画展，择六册中最优100幅首展於世，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留在画作上的底稿笔记。站在一幅幅落英似的画作前，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画作中承载的学生对老师的呼应，更有上面寄託的，这位漫画大师半世纪生命的沉浮与坎坷。

　　烽火硝烟中的一段承诺

　　1918年，李叔同皈依，成了弘一大师。发愿流布作《护生画集》是丰子愷送给老师的50岁寿辰贺礼。大师嘱咐丰子愷“画集应是通俗的艺术品，应以柔美的音调，让阅者生发凄凉悲悯的感想。”于是《画集》的第一集就这样於1912年在上海出版了。

　　如果说这是第一集《护生画集》，第二集的创作则是在1937年底，那场连天的烽火中涅磐而出的。那年，小女儿丰一吟只有9岁，“谁知万里流亡的路一走就是9年。”一路上丰子愷用笔记下了携妻带儿逃难路上所经歷的种种堪苦与恐惧，也记录了人间生灵屠戮造成的难以癒合的创伤。

　　“空袭也，炸弹向谁投，怀裡娇儿尤索乳，眼前慈母已无头，血乳相和流”，此為逃难途中丰子愷之作“望江南”，亦可看作作品“轰炸”之画题。画中一炸弹落下，飞出的弹片削落了妇人的脑袋，无头的妇人抱着婴孩危坐不倒，孩儿依旧吮奶。

　　逃难途中的丰子愷得到消息，家乡的居所“缘缘堂”被炸毁了，老家的亲戚扛回了两块焦如黑炭的门板，丰子愷见之沉默不语。“只说想起砲弹靠近他们就打寒战”，说他“恨不能有一艘大船载着他的乡亲们和世间一切眾生到永远太平的地方。”

　　没有了缘缘堂，大灾大难中的丰子愷的心灵更广远更醇厚了，这有他的画為证。祖国破碎的山川大河突然出现在他的画作裡，还是朴素淡雅的线条中融入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画者似乎看到杀戮带给一个民族的也许是肉体与物质的毁灭，而带给人心灵的，则是更深刻的创伤。

　　1939年，丰子愷的老师60岁了，流亡中的他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的第二集，共有60幅画作。与第一集不同的是，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的丰子愷把画画得更静謐、更优美了，全篇没有丝毫刀枪杀戮，一幅幅画作慈祥的述说着深藏美丽的自然和真善的人间。同样流亡在途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对丰子愷说“勿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字，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必愈加亲切，易感动人。”丰子愷的画作中画有“小童不忍踩蚁”，有猪追着拎着火腿的人惊呼“我的腿!”但不同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孤岛上海的报纸常有批评，言曰“丰氏部位穷人喊救命，反倒為禽兽讲护生。”

　　他们不知，丰子愷的“护生”并非狭义的爱护生灵，而是借以作“养心”之用。丰子愷讲“小孩子脚下踩死100隻蚂蚁，长大以后便会扔下炸弹去炸毁市区。”当时盛行的是颇具歷史意义的讽刺漫画，如果说这类画作像一把把短刀刺入社会的黑幕，丰先生的的画作则是挣脱了特殊的社会语境，直入人性的关怀，他就像一位慈善的老人，拋开民族的反抗，作灵魂自由的抗争，“度灵魂”才是对当时的法西斯主义的最深层的鞭笞。

　　出家前，李叔同将自己的诗词手卷赠予这位弟子，其中一闋《金缕曲》中有这样一句话“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弘一法师收到了画集，回信道“希望70岁时画第叁集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画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90幅，100岁时画百幅。”对於战火流离不知何日所终的丰子愷，老师同他约定的，是绵延40年岁月的坚守，当老师100岁时，应是1979年，他担心自己活不到那一天，面对师恩如山，他的回信只有八个字“世寿所许，定当遵嘱”。

　　然而不到三年，弘一大师在福建圆寂了。

　　抗战胜利了，丰子愷没有看见民族的復兴，却看见腐败的蔓延，横徵暴敛、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於是有了《乱世做人羡狗猫》、《洋房四面是牛棚》这样的画作。1949年4月，丰子愷用第叁集护生画集80幅画作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这一年，也是老师李叔同诞辰80年。

　　日月楼中的日日月月

　　解放以后的丰子愷常常流泪，“他看《党的女儿》的时候哭，《江姐》的时候他也哭了。”1959年时，他对儿女们说，想為自己画一隻甘蔗，象徵着生活渐入佳境。也是在这一年，丰子愷当选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中国新闻电影製片厂為他拍摄了专题电影《老画家丰子愷》。在同一年的上海市文代会上，丰子愷发表了着名的“大剪刀”讲话，“有人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剪齐，彷彿剃头，弄得株株冬青一样高低，倘使冬青会说话，我想它们一定会提出抗议。”电影中身心舒畅的丰子愷怎麼也不会想到，就是这篇讲话，為以后埋下了祸根。

　　丰子愷1959年如约完成了《护生画集》第四集80幅画，这时，距他第一次画《护生》，已30年过去了。因為当时紧张的社会气氛，这一本画集的出版已经不是那麼公开的了，他将自己的画稿陆续交给当时在新加坡的另一位弘一大师佛家弟子，广洽法师出版，他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况且在那时，画作的内容已经被认為是迷信的。六年之后，几乎是在翻译完《源氏物语》的同时，丰子愷完成了第五集《护生》90幅画的创作，而弘一大师的90岁诞辰应该是在1969年，丰子愷提前四年的缘由，是某种因缘际会的驱使还是这位画家预感到了什麼，一直无从知晓，而彼时，丰子愷对於尊师「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承诺，只剩下了最后的百幅画作。

　　根据女儿的说法，抗战胜利后，全家回到江南，爸爸不知道“解放后”他的任务和山水还能不能换钱，於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在1949年来香港办展览，这样钱多一些了。“那时用爸爸的话说，钱一多，就在口袋裡‘哇哇叫’”，於是“见异思迁”，借妈妈、哥哥的内债买下了“有抽水马桶的”淮海南路的一处两层房子。可未及搬入，父亲就生了肺结核加肋膜炎，只能在楼下躺几天，能走楼梯之后才上楼去住，楼上有一处天台，有南窗，还有东南窗、西南窗及天窗，他慢慢走上楼梯就摸着窗说“哎呀，这裡多好啊，这儿也有窗，那儿也有窗，能看得见太阳，还能看得到月亮，好一座‘日月楼’啊!”，女儿丰一吟彷彿沉浸在和父亲一起站在日月小楼的场景中，“爸爸随口吟了句‘日月楼中日月长啊!’之后请马一浮先生加了上联『星河界裡星河转』，他自己写了『日月楼』作横批”

　　“那时候父亲的书檯就放在窗边，上面有个小檯灯，用的时候拉下来，灯绳子上繫着一下小葫芦，灯下来了，葫芦就上去了。”

　　说起那段往事，丰一吟一阵阵的似是陷入了一种恍惚，声音有时也越来越轻，「从缘缘堂被毁，爸爸带着我们全家往西南逃难，1942年到了重庆，再到抗战胜利，才又回到了江南!如今有了这处『好房子』，一住就是廿一年啊，可是廿一年内，只有十二年是好日子，后面九年，才是『史无前例』的苦难，爸爸就在这些日子裡挨打、罚跪、『住牛棚』、在泥地上铺一层薄稻草就是他的『床』，雪就落在他的枕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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