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刊出了这样一则启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做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二十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十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这个充满爱心，诚心谋事，解人困境的“启事”发布人，是该周刊的主编人沈从文。

　　支持“未识面的作家”

　　1946年8月，沈从文从抗战时期居留的昆明回到北平，继续在复校后的北京大学任教。10月，他接受了天津《益世报》的邀请，出任该报“文学周刊”副刊的主编。

　　第二年的夏天，沈从文陆续收到一个笔名“芦苇”的作者的诗歌。诗歌颇富激情，沈从文喜欢，便在7月19日，刊出了这位作者的《飞吧，我的心！》等诗作两首。这一下子点燃了诗人的热情，他又不断地向《益世报》投稿。接下来的几个月，几乎每月都有这位诗人的诗作刊出。一些诗稿，沈从文还推荐发表在北平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副刊上。这家报纸的副刊，也是由沈从文主编的。不刊用的稿子，沈从文还负责地退回。退稿信，沈从文亲自来写，有时还附出具体意见。这使得诗人与这位编辑先生亲密熟悉起来。

　　这位“芦苇”，就是后来以诗歌闻名于世的柯原。柯原当时只有16岁，是天津“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一名学生。他所学专业虽然是化学工业，可却喜欢文艺。在艾青、田间、绿原、李季……诗人诗歌的阅读中，柯原开始了新诗创作。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年龄小，有闯劲。买不起稿纸，找些边角白纸，自己刻蜡纸，在学校油印机上印出，成了自己独特稿纸。诗作发表，有时收不到样报，就在傍晚时，拿把小刀，在阅报栏上把自己的稿子割下来。尽管他一个编辑部的人也不认识，却敢于寄稿。也幸好遇到沈从文，他第一次寄稿即获发表。

　　几个月之后，柯原与时常通信的沈从文就有了一种特别的信赖感。就在此时，柯原当小职员的父亲因年老被裁失业，随即又得了急性肺炎。当时可以救急的西药极贵，一小支消炎用的盘尼西林(按：今名青霉素)，竟需要十几万法币。治疗未久，父亲去世。期间花销及丧事费用，使他家欠下一笔债务。当时柯原家只有姐姐一人当小学教员，菲薄的薪水根本不足撑起这个家庭。看到母亲和姐姐的愁苦状态，16岁的柯原便向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明家境情况，并提出想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

　　当时的知识分子，生活一般都不宽余，所以正式工作之外，总要多处兼课兼职，以补家用。沈从文自己当时除在北大任教，同时还担任数家报纸文学副刊编辑，便是这种状况的反映。接到柯原的求助信后，沈从文万分焦急，但他知道，以当时柯原的知名度和文章，是很难获得报纸预支稿酬的。而自己又实在拿不出一笔钱，来支持这位“未识面的作家”。于是，他便只能试着用自己手中的笔，来给予柯原一些实际、真正的援助。这样，就有了那则“启事”。

　　难以忘怀的情分

　　在当时，文人一般很少卖字。因为在人们看来，这实在算不得什么正途。那段时间，沈从文日子也颇为困窘，可他就从未想过为自己卖过一张字幅。但沈从文是一个善良热情、慷慨好义之人，在这救助乏术的特别情况下，他动用了作为文人的最后一点点资本。

　　沈从文的这则启事，还有一点令人感怀：他并没有在这里公布这位青年作家的姓名。而只要求买他字的人写信来，在自己寄字回去时，才告诉青年作家的地址，请买字者寄款过去。他不愿意公开这位作家姓名，是免得他和家人受到其他无谓的干扰。这表现了沈从文深入知世又良善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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