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报》2007年4月4日，刊出署名专稿《历代名家与七宝》中，将杨廉夫传世墨迹《真镜庵募缘疏》的创作，与杨“告老后，时常游七宝”关系密切，具体来说，是和七宝徐氏交往有关。这种推测，唯一的依据是杨、徐交往留下之诗。其实书法是书法，诗交是诗交，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该文既没有考证《真镜庵募缘疏》（以下简称《疏》）中提出的真镜庵设在何处，与七宝的关系，也没有分析杨廉夫撰《疏》的原由和动机，就贸然立论，失之偏颇。其实，真镜庵并不在七宝，杨廉夫出《疏》与七宝徐氏也没有什么瓜葛。提供上述判断的信息，主要来源于《疏》本身的内容与《疏》在流传中知情人作的跋。

    关于真镜庵的处所，在《疏》开头就提到，说其在“高昌乡”且“百年香火”，可见该庵存世的历史较长。元朝才90多年。“百年”至少可以溯到南宋，或恐为江南名庵之一了。然而历尽沧桑，又受“兵燹”影响，当然就是指元末农民战争的影响和破坏，境况大有今不如昔之感，故有“募缘”之举。《疏》，很可能是杨受该庵住持之邀，撰疏募缘，毕竟是善举。

    元、明间，高昌乡的设置，虽然有个沿革过程，但基本地域范围还是比较清晰的，今天的位置大致是：南在龙华以北，沿黄浦江至吴淞江，再延伸至与宝山（嘉定）县接壤。这是浦西部分，浦东则从三林塘沿江向北，直至东沟、高桥附近。总的范围较大，今浦西遗有高昌庙地名，缘于此。那么《真镜庵》又在何处呢？好在流传有绪的《疏》后有明都穆（1459~1525年）题跋，为我们提供了确切的方位：“庵在上海县东北二十里”，这当然是个约数。若以上海县老城厢为圆心，以约10公里为半径，向东北方向的高昌乡境内画个半圆的话，真镜庵大概在今浦东洋泾至高桥以南沿黄浦江不远，或一江之隔的杨浦沿江之地，这也符合杨廉夫远游好舟船之便的习惯，查清初《百城烟水》，嘉定县域内，有吴淞、虬江等条，并无真镜庵，恐已湮灭。而在纪王庙条内，却有杨廉夫的《僧祖教师》诗，亦可证其游踪与交友对象。位于上海县之西的七宝，与东北之真镜庵方位上相差实在太大。

    再据都穆跋所云，杨廉夫元末寓居吴中，多往来僧庐道院，并认为这就是此《疏》之“所由作也”。原因很简单，僧庐道院之内，不乏与杨廉夫相善之书法、文士同道（为元代隐居的文人之类）。清人钱大昕（1728~1804年）做跋时将交往圈子扩大至“骚人纳子”恐怕也是事实，七宝徐氏恐怕就是“骚人”之一吧。《疏》为杨廉夫“晚年之作”，大致是对的，而对“时常游七宝”的哪一次，则语焉不详了，显然该文作者乏证而无法把握。

    至于杨廉夫晚年“告老”，事实上有两次。一次是在元末，一次是在明初。《疏》中有一句话为我们透露了一点消息：“仰视天子一统之中兴”，这应该是书撰《疏》之时间上限。“天子”者，从整句语义分析，不可能是元顺帝，而是新兴的明朝朱元璋。朱称帝于1368年，杨廉夫对新政权是抱欢迎态度的。当然，朱元璋也十分器重杨廉夫，曾赐杨“安车”，请杨到南京做官。翌年八月，杨应召进京，虽作《老妇谣》，表示自己已垂老，不能久为官了，但他还是在南京皇宫里“留百有十日”（《明通鉴》），把朱元璋为新政一心要纂修的礼仪书《存心录》，其中的纲要，凡例等一应齐全，搞定后始得辞官还乡，第二年即去世了。因此，撰《疏》并书的时间，确切地说应该在洪武元年（1368年），杨进京之前和杨从南京辞官回乡之际，似以前者可能为大。

    最后，从《疏》整个内容，并未见七宝徐氏之名姓，也可佐证此《疏》与其无关。《疏》者，一般是僧道拜忏时所焚化的祝告（愿）文，杨廉夫以“天隐子”自比，“手握空拳”似乎是毫无权势（财），因此，仰仗“富长者脚蹋（踏）实地，青铜钱多多选中”（杨廉夫《真镜庵募缘疏》墨迹），如七宝徐氏是真镜庵重要施主，杨廉夫定会带上一笔，为其留名。此外，本文以都穆跋文为据，似多采信，是因为该跋较早，上距杨廉夫撰并书《疏》仅一百多年，且该《疏》流传有绪，收藏者是陆太史姻亲吴翁家，吴翁盖真镜吴氏之香火院，说明此跋离《疏》的原始状态较近，也较真实。如要作出新的判断，必须要有具体的史料为基础，否则就可能被演义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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