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道关系历来是文艺创作史上的大事，书法史上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从韩愈提出“道统“的概念以来，为新儒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在理学内部也分为两股势力，其中以道学为主体的二程等人偏于“重道轻文”，也包括石介等新儒学先驱，对后来的朱熹等人影响甚大。而以理学开山欧阳修为首的蜀学人士却是采取“文道并重”的策略，对苏轼、黄庭坚等的影响巨大。从最终结果来看，后者代表了文艺理论的高峰，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这也是观念的作用。二程并非不重书法，在《性理会通》中也记载有大程“写字惟敬”的故事，将书法实践认为是修身养性之手段之一，在魏了翁《鹤山题跋》中也记载他在四川的墨迹。而后来的朱熹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有理学家重道轻文的习气，如对苏、米“欹侧”、“放纵”等看不惯，另一方面却又大赞苏米之“英风逸气”，有着纯粹的艺术家的修养。所以，朱熹是集理学家与艺术家于一身，他最著名的理论是“文从道中”流出，不分文、道为二物，而是合为一体，不过道是根本，文是枝叶，内在充实则外显亮丽。这个观点获得近古时期文艺界的普遍认同。

    后来的魏了翁则会同洛蜀，比较辩证的书法批评获得大家的认同。从另一意义来说，是正确处理了文道关系。他将黄山谷等人的“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观点，普遍用于书论中，为明清书法理论奠定了批评模式。

    文人也就是士人，在宋代特别突出了对社会的责任感，范仲淹“先忧后乐”的高度自觉，为后世文人树立了榜样。从唐以来，对六朝“绮靡浮艳”的文风进行了批评，当然是重倡“文道并重”的传统，无论文之载道、贯道、明道等功能，都给文人或书法家提出了要求。徒有形式，不重内涵的书风是绝对不行的，在宋代中期就出现了“文道之争”，欧阳修与石介的论战，关键在于对待书法的态度。石介认为重视儒道就可以了，对书法的好坏无所谓。而欧公则认为，书法也是儒学体道的一个方面，要给士人一个典范，必须注重从小事做起。他认为书法的好坏如同人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他的“学书为乐”思想对蜀学士人的影响至大。苏、黄、米及其“苏门六君子”能够在文艺创作及其理论上达到宋学的高峰，也源于这样正确的文艺观。在道学家过分重视“道”而忽略“文”的时候，东坡、山谷则视书法为生命，看重文艺的作用，强调其独立的价值。山谷在评价东坡书法的时候，多次强调东坡书法里的人文内涵，如学养、人品、韵趣、胆识、才情等因素，对文人书法大加赞赏。其著名的“韵胜说”则是强调人格的独立。其实，宋代理学的最大特点恰恰是强调人格理想，如寻求“孔颜乐处”，“培养浩然之气”，涵咏“圣贤气象”，达到“天人合一”等，都是为了完善一种高尚的人格，虽然南宋以后内质有些变化，但理学留给后人的正面影响却是在“成人”方面。文人秉承这一思想，在真正做到人格独立时就能成就伟业。徐渭是典型的例子，许多人误解徐渭是反理学的，是因为不了解徐渭的身世。作为理学后劲的心学，在乡贤王畿、季本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徐渭的思想是极为追求“中和”的。身世的坎坷，命运的磨难，使他真正能体认自性，理解书道。生前寂寞，才达到了书法艺术的顶峰。

    新时代的文人书法，在生存的环境中面临更多的诱惑和压力，能够反身而求，内足于怀，是颇为艰难的。名利的诱惑，常使人改变本性，不能坚持自我；而急功近利的行为，往往难以正心诚意，积学明理，突不破“理障”、“欲障”，在大千世界中迷失了自己。新文人书法作为时代的先声，首先要清醒自己的责任，自觉而觉他，排除物障，明心见性。书法是生命的轨迹，是心灵的记录，不是模仿、抄袭的代名词。我们重“文”，对于文字之美，感物通灵，师法自然，得其意象，挖掘魅力，何所不乐？但又决不仅仅是注重华美的词藻、惊人的形式而已；我们重“道”，注重社会内容，对历史负责，不游戏笔墨，而存千秋之想，但决不仅仅是重视道德伦理内容。乐道忘忧，技道双进，自古书家成功之处，正在于斯。

    研究历史上的成功书家，他们心中始终存在着忧乐的心态，孟子所谓“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新文人的历史使命中，有着相当的理论自觉。我心写我手，但也不可逃避现实，而是要从自己做起，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时弊，树立风气，内在的修炼是必不可少的。笔墨的技巧，行草的风流，文采的绚烂，都是自我修为而得，不假外求。书法本是修养的艺术，以字见心，仅仅靠“造星”运动是不可能完成的。新文人对待古今的态度，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正确处理文道的关系，在新的时代树立新的形象。

    新文人书法，虽然不需要追赶潮流，但也不能闭门造车；关注现实，体验生命，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做起，离不开具体的生命实践。《兰亭序》的“死生亦大矣”的感叹，《祭侄文稿》“巢倾卵覆“的哀痛，《寒食诗帖》“死灰吹不起”的落寞，为我们树立了千年同悲的形象，回肠荡气，源于他们生命的本能冲动，不是春风得意的表面快乐。儒道禅都强调一“真”，生命之“真”，性情之“真”，个性之“真”，足以感动天地。祝允明、陈淳、徐渭、王铎、傅山、郑燮这些落拓之士，生前并不得势，一生潦倒，艺术之魅力远比赵子昂、文徵明、董其昌、刘墉这些人生相对顺泰的书家要高，自然是他们直面现实的苦难，以其坚强而超越，以其执著而升华。没有苦难的书家，自然也没有深刻的艺术。

    新文人之路，是寂寞之路。伟大的使命自然有着伟大的痛快。超越平凡，超越自我，都需要勇气。前人给我们以榜样，我们只有继续前进的选择——何管别人的评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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