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学养，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整体气质，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够传递生命信息的书卷气。

    “学养”漫议■斯舜威~钱理群老先生在给北大学生讲“最后一门课”时，公开自嘲：“这是历史造成的一代没有文化的学者，一代无趣无味的文人。”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而且深感震撼，觉得入木三分，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广泛性。别人不敢说，拿本人为例，虽然薄有虚名，但确实属于“没有文化”和“无趣无味”之列。因为青少年读书的黄金季节在“文化浩劫”中荒废而过，后来有幸在高考制度恢复后考上大学，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学问根底并不扎实。年过半百，才发现原来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常识都尚未掌握，只好亡羊补牢，白首补课。

    由此想到余秋雨先生把古代官员退休的专用词“致仕”理解为“获得官职”，似乎也是可以体谅的事情，因为他在应该掌握“致仕”这个词的含义的时候，或许也正在“文革”的动乱中蹉跎，成名后没有及时补课，只能望文生义。不过后来别人给他纠错他依然不认错，强辩按照现代汉语可以如此理解，则显得苍白可笑。后来看到在中央电视台歌星大奖赛现场，他以教师爷的身份给那些在回答“文化学养知识”题时窘态百出的明星们不无卖弄似的谆谆教诲时，多少感到有些滑稽。

    这些年艺术家们对文化修养普遍比较重视，一个具体表现是，在不少大奖赛中都增加了现场“文化学养测试题”。歌星大赛如此，书法家、篆刻家大赛也是如此。对文化学养开始重视，无疑是好事，但是对所谓“现场测试”，却明显带有作秀成分，是否奏效，则大可怀疑。比如歌星们连一些基本常识也回答不出，如果据此断定她们文化水平低下，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失，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余秋雨不知道“致仕”的真实含义而断言他缺少文化学养一样。记得大概在1974年时，复旦大学对教授们做过一次“考试”，谭其骧等学界权威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等“常识问题”也回答不全，以致被“造反派”们嘲讽为“不学无术”。这样的认定，当然是荒诞不经的，问题同样出在以偏概全，而且这“偏”已经偏得离谱。

    媒体报道获悉，书法兰亭奖、西泠印社海选等书法活动，都动用过“现场文化学养”测试的方法。我对这种用现场问答来测量一个人文化学养程度的做法，始终抱质疑态度，用几个问题来评估一个人的学问和修养，不管如何总有点以蠡测海的味道。谓予不信，不妨请当今书坛权威们去接受小学教师们的一些常识性提问，很可能出现谭其骧说不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帝国主义五大特征”的现象，或者出现余秋雨“致仕”式的硬伤。以此来否定书法权威们的学养，同样是不公允的。

    除了“现场测试”，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判断有否“学养”的标准是能否以自作诗入书画。书法家现成抄录古人诗词，一直被人诟病，认为是缺乏学养的表现。前辈书画家大都把自己做诗看得很重，如齐白石、林散之、白蕉等都认为自己“诗第一”，书画反倒在其次。现在的书画家，谙熟诗理的则寥若晨星。有的以“自作诗”为能，一推敲，则发现与格律大有出入，平仄不合规范，更妄论意趣境界。读这样的诗作，实在还不如现成抄录一些古人诗词更让人看着舒服。记得几年前一位企业家朋友请我代买一位书法家的书法，书法家好心好意写了十多幅自作诗，结果企业家朋友并不满意，十分尖锐地说：“他的书法不管好坏，毕竟是书协副主席，书坛总归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是，他的诗算什么呢？当今文坛诗林有他的立足之地吗？”可见社会上对有些书法家们的“自作诗”并不买账。如果套用钱理群先生的语句，不妨说“这是历史造成的一代不懂格律韵味的诗人”。

    读张岱《夜航船》，印象最深的是“天下学问，惟夜航船最难对付”和“这等说来，且待老僧伸伸脚”那两句话。如果认为回答了几个常识问题或者吟出一两首歪诗就认为是有了“学养”，那么，天下不知有多少人要一笑而“伸伸脚”了。

    不久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去世，媒体赞誉他是一位非常具有文人气质的演员，感叹“中国银幕上最后一位文人去了”。这一点，我信服。有两个细节，尤其令我感动。一个是他外出演出随身总带着一本《新华词典》，以便及时查阅，避免念错别字，当然也可以避免出现“致仕”之类的硬伤；一个是，一次朗诵完陆游的《钗头凤》，走下舞台后伏案痛哭，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词意之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从来不利用自己的名气做广告赚钱，一次一家营养品公司盗用他的形象宣传产品，他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不得不与之对簿公堂。我和他素不相识，只在荧幕上看到过他塑造的艺术形象，但就凭着这么简单几个细节，我就折服于他的文人气质，对他的学养深信不疑。

    透过这样的人生细节，我们可以看到靠“现场测评”或者写几行自作诗无法企及的人生深度。所谓学养，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整体气质，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够传递生命信息的书卷气。人们钦佩孙道临，主要是钦佩他身上浓浓的书卷气。我盼望着书画家队伍中多一些孙道临式的文化名人，多一些让人如沐春风的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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