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尤其是当代书法，绝对不该具有“孤品”情怀了。孤芳自赏和夜郎自大，与现代文明是不相称的。

    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对电影《祭红》不会陌生。龚雪主演此片一夜窜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青少年心目中的大众情人。著名作家鄂华是小说《祭红》的作者，为了写这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他在景德镇体验生活长达一年之久。不久前，我在北京见到已是76岁高龄但精神矍铄的鄂华，提起《祭红》和当代作家的快餐写作，两代人不胜欷歔。

    与鄂华分别后，有忆旧的感觉，便在“意水堂”翻开《鄂华中短篇小说选》，重读《祭红》。小说写于1962年，故事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比之当下的主旋律作家的文本不知要好多少倍。小说讲述了铜红釉瓷器孤品祭红的曲折命运，以及当代陶瓷技术人员如何攻克难关，使铜红釉技术得以恢复的复杂过程。小说囊括了反帝、反殖、反封建的主题，反对孤品祭红为少数人服务的特权思想，大力倡导瓷器艺术品应该为大众服务的普世理念。小说的结尾意味深长，烈士后代吉莹童利用新思想、新技术，烧制出一炉的高品质祭红，实现了作家的美好向往。

    四十六年前的小说，其间跨越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再一次阅读，体悟出后现代、后殖民的思想意味。我想，新左派们看见这篇小说，也会生出许多联想。

    然而，我想到的却是有关书法的问题。

    当下为数不少的书法家也有“孤品意识”，似乎自己天生就与众不同，甚至还要雇佣广告写手，吹嘘自己由某某华丽转身。当下书法家对血统的热衷，说明了当代人自觉意识的麻木和自尊精神的不足，只能依托某种臆想或某种见不得人的心理欺世盗名。如果是写草书，当然就是草书之冠，或隶书第一人，或楷书一枝笔，或篆王、书圣云云。其目的便想“昭告”天下，自己是弥足珍贵的、举世无双的、不可替代的、杰出而伟大的“孤品”书法家。

    既然如此崇高、卓越，书法作品就不是大众化的产物，为高官富贾“特供”，自然是一种常理。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观，“孤品”书法家极其喜欢把那些与大人物们合影的照片示人，还到处吹嘘自己的作品被外国元首挂在了盥洗室或卧室的什么鬼地方。

    我对这样的表演历来深恶痛绝，常常以世俗粗语骂之：装什么龟孙子，说得如此动听，不就是想多卖几个臭钱吗？

    钱，对“孤品”书法家非常敏感，原因很简单，“孤品”历来可以卖高价的，就如同《祭红》中的祭红。小说提及的铜红釉中精品中的精品——祭红，是皇室的专用，值了大钱。好东西，当然会引起殖民主义者的垂涎，他们便千方百计要把祭红搞到手，在争夺中，祭红破碎了，从此，铜红釉技术也就无从觅见。以吉莹童为代表的新一代陶瓷技术人员，致力于振兴中华陶瓷文化，使之为大多数老百姓欣赏。最后，吉莹童研制祭红的梦想实现了，但，她朴素的理想不会实现。“孤品”毕竟是孤品，它不具有大众化的社会属性。

    由《祭红》，我想到“孤品”书法家的现实处境和书法作品所面对的欣赏客体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书法家高高在上的心理与书法作品市场化冲突与合谋的理由又在哪里？对于习惯于书法社会学思考的我们来讲，搞清这个问题，与搞清一本字帖的风格与来历一样重要。

    书法，尤其是当代书法，绝对不该具有“孤品”情怀了。孤芳自赏和夜郎自大，与现代文明是不相称的。我们还在自欺欺人地强调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孤品”价值，显然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此，我希望书法家们别在书法作品的市场价格上攀比，更不应该因体面人的家庭悬挂了自己的书法作品就沾沾自喜。即使那些颇有盛名的“大师”、“伪大师”，曾主宰了一时的市场，千万不要忘记，那一点的不同凡响是社会公权的授予。如不是担任着一定的社会职务，就凭阁下的两把刷子，是刷不来别墅洋车的。

    鄂华试图让精美的艺术品服务于大众，仅是美好的理想，无法成为现实。但，当代书法家服务于大众的理想万万不能放弃。想一想，我们以市场化与商业的名义，干了多少见不得阳光的事情，在强调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当下，我们更需要反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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