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章草的纷争，大多涉及到章草的名实关系。就书学史范围看，这个问题可一分为三。一是名，“章草”名称的出现及其演化。二是实，章草这种书体的形成与演化。三是名与实的具体关系。名的研究，主要依据文献。实的研究，主要依据书迹，包括考古出土的简牍纸卷刻石等文字资料。非常明显，名的研究、实的研究，是名实关系研究的基础。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名的问题。

    今存文献，最早见于“章草”称谓的，是东晋庾翼（305~345年）《与羲之书》，不过该书启已佚，仅存的片语是因刘宋虞龢《论书表》（470年）的引用才得以流传下来。《论书表》还有四处使用“章草”，连同庾翼所言，共有五处。这是古代书学文献中最早、最集中使用“章草”称谓的一篇，对于我们探讨名的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1）

    宋明帝刘彧浸淫书艺，诏寻天下名迹，多有所获，泰始三年（467年）又诏令虞龢、徐希秀、孙奉伯等整理秘藏书迹。三年后，鉴别、装裱、编辑、著录工作完成，虞龢写了一份长篇总结报告，这就是《论书表》，又名《上明帝表》。全篇资料丰瞻，鉴识精审，是刘宋最重要的书学文献。其真迹中唐时尚存，为窦蒙所亲见。今存《法书要录》本虽有一些错简讹误，但基本可信，历来为书学研究所重视。（2）

    先看《论书表》中五处“章草”字面上的意思。

    （1）孝武撰子敬学书戏习，十卷为帙，傅（《墨池编》作“傳”，近是）云“戏学”而不题。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或重作数字，或学前辈名人能书者，或有聊尔戏书，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闻则录，曾不披简。卷小者数纸，大者数十，巨细差悬，不相匹类，是以更裁减以二丈为度。亦取小王书古诗、赋、赞、论，或草或正，言无次第者，入“戏学部”，其有恶者，悉皆删去。卷亦调均，书又精好。

    此段较长，全是讲整理小王书迹，一是重新清理原孝武帝刘骏纂集的“学书戏习”，二是将古诗等书迹精选后，与前者合并在一起。合并后“卷亦调均，书又精好”，恐收入《论书表》篇尾所言小王《新装镇书定目》之中。这里讲前项工作时提到“章草”，与“真”、“行”并列，看起来像是指书体，但不明确，因为此“章草”未明言是否有“猥劣”者。后一项工作说“或正或草”比较明确，“正”、“草”均是指书体，自然会有“恶者”，即被删去。

    2）二王缣素书珊瑚轴二帙二十四卷，纸书金轴二帙二十四卷，又纸书玳瑁轴五帙五十卷，皆互帙金题玉躞织成带。又有书扇二帙二卷；又纸书飞白、章草二帙十五卷，并旃檀轴；又纸书戏学一帙十二卷，玳瑁轴，此皆书之冠冕也。　　

    此段是讲整理后的二王书迹，全是精品，恐将录入《新装二王镇书定目》。“镇书”的意思是镇秘府之“书”，属秘藏中的珍品。（见拙文《逸少正（镇）书目录散考》，载《书法研究》2002年第4期。）这里提到的“章草”，与“飞白”并列，看起来像是指书体，但不明确。

    （3）二王书，献之始学父书，正体乃不相似，至于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　　

    此段是讲二王比较，涉及“正体”与“章草”两种。“正体”即真书，是“始学其父”，可看作小王早期。“章草”前有限制语“绝笔”。东汉崔瑗《草书势》说过“绝笔收势”，“绝”的意思是终。“绝笔章草”之“绝”亦即终，可理解为晚期、晚年，恰好与前述“始学其父”相对。“章草”也能与“正体”相对，但下文解说却有疑难。所谓“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小王晚期的“章草”与大王非常相似，二是风格特征为“笔迹流怿，宛转妍媚”，有超过大王的势头。这种风格特征显然是指新体今草，不是指古典草书，这个“草草”也就不能是通常所理解的书体名称。  

     （4）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尝以章草答庾亮，亮以示翼，翼叹服，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过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此段紧接前述（3）段之后。所谓王羲之“不胜庾翼、郗愔”的“在始”，不详为何时。庾翼（305~345年）为庾亮之弟，长王羲之（303~361年）两岁，郗愔（313~348年）是王羲之妻弟，小王羲之十岁。今有研究者以郗愔二十岁得书名计，“不胜郗愔”的时间应在公元332年，王羲之时年三十（见刘涛先生《庾翼的书法及其位望》，载《书法研究》1999年第1期），此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

    至于说“末年，乃造其极”, 虞龢引用庾翼《与羲之书》中赞语，本意是想说王羲之晚年书名与东汉草圣张芝齐名，但时间上恐有问题。所谓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今论者多以为应在庾亮进号征西将军、由芜湖移镇武昌（今湖北鄂州市）之初，羲之应聘为庾亮的参军，当有书信往来，这一年是公元334年，王羲之三十二岁。后来庾翼看到了羲之答兄书，便有了“顿还旧观”之叹，不会相隔太久。（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第179页将庾翼《与羲之书》记于公元33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当时庾翼任西阳（今湖北黄冈市）太守，正在武昌的长江对岸，《与羲之书》估计是由西阳写给在武昌的羲之。公元334年至340年，是王羲之新体成名的关键时期。三四十岁称“末年”恐有不妥，可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虞龢所谓“章草”是什么意思。

    其一，虞龢所谓羲之“迨其末年，乃造其极”的“章草”，实际上是指新体今草，它不是书体称谓。其二，庾翼《与羲之书》所谓张芝的妙迹“章草”，孤立地看意思不明确，可以是书体称谓，也可能不是，但比较清楚的是虞龢的引用是为了将王羲之晚年的“章草”与东汉的“张芝”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在虞龢的眼里这个“章草”不是书体称谓。

    把上述五处“章草”作一简单归纳：（1）虞龢自撰的四处可依次编号，“章草1”、“章草2”指小王，“章草3”指二王，“章草4”指大王；引录庾翼一处，编号为“章草5”，指张芝。（2）“章草3”、“章草4”分别指二王、大王的晚期“造其极”，应是指今草，故尔其名不能指书体。（4）“章草1”、“章草2”、“章草5”，孤立地看，可以指书体，但意思不明确。（2）按虞龢的理解，“章草4”与“章草5”同类。

    那么，“章草”到底是什么意思？“章”是会意字，《说文解字》：“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由此，可引申为法则、章程，如东汉郑玄《诗·大雅·抑》笺注：“章，文章法度也”。“章草”，意思是具有法度、规矩的草书。从书学角度看，名家具有法度的草书，还是世人习草所仿效的典范，所以“章章”还含有后学者须遵行的典范的意思。至于说什么书家的草书、什么样式的草书，可以视为法度、作为典范，这应该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虞龢时代，二王尤其是小王的草书，风靡天下，成为习草者的范本，又得到宋明帝的高度赞赏，所以完全可以称之为“章草”，如“章草3”、“章草4”。“章草2”，其解说本来就是指“书之冠冕者”。“章草1”，杂合在“戏习”之中，挑选出来以后，与他书合在一起即成为“卷亦调均，书又精好”。“章草5”是指“草圣”张芝的精品。可见，五处“章草”，意思可以一贯，指名家典范之草书。

     这样理解对不对？可从《论书表》全篇的内容寻找答案。第一，《论书表》涉及前代名迹甚多，使用的书体名称也不少，如“八分”，“飞白”、“真（正）”、“行”、“草”。书体名称是类名，中性词，所以评述某书体的作品可褒可贬。“草”是书体名称，篇中共有十处，多处讲到其作品的优劣。“章草”则不然，意思是名家典范之草书，本身就含有褒义，所以五处“章草”无一处涉及到贬，而且有四处，即“章草2”、“章草3”、“章草4”、“章草5”，都明显的是赞誉。

    第二，《论书表》开篇提出书法史的“四贤”说，以“古质今妍”为评判标准，认为钟、张古质，二王今妍；大王古质，小王今妍。还提出“二王暮年皆胜于少”。我们知道，“四贤”中擅长草书者只有“三贤”，张芝、羲之、献之。全篇具体比较“三贤”草书仅只两处，一是“章草3”二王比较，赞誉小王“暮年”，二是“章草4”张芝、大王比较，赞誉大王“暮年”。如果这“章草”是书体名称，指古典草书，那么全篇再也没有具体评述二王新体今草的内容，这显然不合“古质今妍”说。第三，篇首解说“古质今妍”时写道：“父子之间，又为古今，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此“妍妙”与后面“章草3”所谓“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中的“妍媚”同义，前后相照应，小王“末年”乃造其极的“章草”即是“今妍”。再参照今存王献之草书作品，属于章草者仅只一件《七月二日帖》，其余均为今草，（参见王玉池先生《二王书艺论稿》第5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且风格特征与“章草3”所谓“笔迹流怿，宛转妍媚”基本相合。

    因此，可以推论《论书表》中五处“章草”确是指名家典范之草书。它既可指东汉张芝的古典草书，也可指东晋二王的新体今草，更确切地说，是指古典草书和新体今草中的精品。这个“章草”是一个褒义词，不是书体称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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