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新左派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新近出版的《理论之后》中指出：“文化是关于价值、而非价格的，是关于道德、而非物质的，是关于品格、而非市侩的。文化是关于人类能力的陶冶的，是为了让人类成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发自某种可鄙的功利动机。人类的这些能力可以形成一种和谐的整体性：它们并不只是一堆专化的工具而已，而‘文化’正意味着这种庄严的综合体。”伊格尔顿是针对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乱象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泯灭文化创造的价值和道德说这番话的。可以说，这番关于文化的界定也可以用来丈量一下我们自身的现实。放眼当下中国，从文化工作的领导者、管理者到文化项目的实施者、文化行业的从业者，许多人乐此不疲的其实是伊格尔顿所说的“物质”、“价格”。一旦功利化盛行，娱乐化、低俗化、粗鄙化等也必然就会浊浪翻滚、泛滥成灾了。

　　由于抛却了文化的“目的”和文化人自身的使命，便有了文学艺术作品中和各种媒体上那么多借文化之名混淆真假、颠倒美丑、泯灭道德的现象和事件发生。银幕上充斥着暴力杀戮，文学作品中丰富多样的人性则被简化为赤裸裸的动物本能，而在此起彼伏的电视征婚节目和大款征婚策划中，媒体人沾沾自喜的文化“创意”使得婚姻、爱情成为众目睽睽之下可以用金钱现场买卖的东西。这些纷乱喧嚣的文化景观，又如何能开出滋润、陶养人类心灵的精神之花呢？

　　大凡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民族，从过去到现在是没有不具有自己的优秀文化创造和价值追求的，越是优秀的文化创造越是不曾缺少符合真、善、美最高标准的价值支撑，文化创造的优秀程度与其中蕴涵着的人文价值的丰广和深度是成正比的。这一点，按理说有头脑能思考的文化人一般都是明白的，也是会认可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当下的文化生活领域里又会有那么多庸俗低劣、令人厌见的现象存在，有那么多与真、善、美价值相错位、相悖逆的事情发生呢？这首先与文化从业者自身的素质、与其自身的人生追求有关。假若艺术和文化工作者不能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用美好的理想充实自己的心灵，不能脱掉追求名位、利益的一身媚骨和俗气，澄明心胸，涤荡邪祟，欲求艺术的精湛和美好、精神的雅致和高蹈，就不过是缘木求鱼而已。文化领域价值观的建设，文化工作者自身精神价值的重建，当是疗救文化生活中价值紊乱与缺失的主要处方。

　　在疗救文化疾病、重建文化价值的进程中，人文学术界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文学术界存在着一种追求所谓“价值中立”的学术客观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和逃避对时代大潮中泥沙俱下的精神文化现象和社会人生现象进行价值评判，人文关怀意识淡化，社会批判精神丧失，这是与人文学术和文化人的应有立场和追求极不相称的，文化生活中价值紊乱与缺失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与人文学术价值评判的缺位也不能不说有一份关联。在整个社会精神价值的守护和生产中，人文学术、文化人有着首当其冲的责任。面对全球化的语境，中国如何作为一个大国而崛起，作为大国而崛起的中国如何创造具有时代特质和民族特性的精神文化，在精神文化创造中又应该张扬什么样的精神价值，这一切，都是当代中国人文学术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不仅仅是要思考和回答这些大问题，而且还必须要依据民族自身已有的优秀传统，依据基于时代进步的客观需求，依据合于理想的民族文化走向，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文化现象和现实作出符合当代主流价值观的理性评判，以使文化建设始终沿着健康向上的轨道发展。这样的工作，是人文学术的分内职责，是文化人的应有使命。（作者 谭好哲 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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