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柏书稿年代考》是日本已故的学者西川宁先生于1959年撰写的主论文《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所附的两篇副论文中的一篇。李柏文书系日本西本愿寺中亚探险队于1909年在塔里木河支流昆支河畔发掘出土的，此地即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故址。在李柏文书中，有两件是基本完整的尺牍草稿（见附图），其余文书残片大小共22片。现藏于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

    译者梁少膺先生，长期从事书法理论研究，对日本书法史、美术史多有涉及。他认为，我们虽不能断定李柏文书写于何年，但李柏是属于前凉时代，亦即是东晋咸和至永和之间的人，那么李柏基本上是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因而，李柏文书在中国书法史上的意义至少有两点，一是李柏书稿中的书风虽秉承着中原书风，但其性质已向清举、流便方向转变，从中可以揭示此时期中国书法，特别是行书的转变。二是书稿可以作为王羲之书法的佐证。

    自本期始，本报将隔期连载此文，以飨读者。

一、有关李柏文书出土以来的研究

    李柏文书自出土以来，就在国内外的学术界中引起反响，因此，关于这方面的论考发表了不少。就我所知的有以下十种刊载。

    （1）1910年，内藤湖南博士《西本愿寺的发掘物》（8月3~6日，《大阪朝日新闻》《目睹书谭》所收）；

    （2）1910年，皮里（译介内藤博士的报道）（B、E、F、E、O、X、N03—1910）；

    （3）1911年，羽田亨博士《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第一回）（东洋学报·第一卷、第二号《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所收）；

    （4）1913年，沙畹《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古所得中国文书考释》；

    （5）1914年，王国维（有关李柏文书A57、60、61的考释）（《流沙坠简考释补遗附录》——《观堂集林》卷十四·《王忠慤公遗书》）；

    （6）1936年，马斯培罗《文书之遗漏》中介绍；

    （7）1954年，西川宁《王羲之前期》（以李柏尺牍为中心）（河出书房《定本书法全集》第三卷）；

    （8）1955年，伊濑仙太郎《西域经营史之研究》中引用；

    （9）1956年，松田寿男《古代天山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引用；

    （10）1959年，森鹿三《西域出土的书迹》以及李柏文书的解说（平凡社《书法全集》第三卷）。

    这当中，（1）虽然内藤博士一文率先发表，但有关李柏文书部分，介绍了羽田博士的研究成果（后出）。（2）上述内藤博士的文章由皮里翻译。内藤博士的报道刚刊载，国外就及时地作了译介，对他们的热忱致以敬意。（3）关于这文书，羽田博士开始作尝试性的探索研究。李柏书稿的书写年代为328~330年。（4）沙畹翻译和注解的李柏文书（A60、A62）（译者按，本文是西川宁先生《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所附的参考论文之一,有关李柏文书的图版皆来源于该文。中译本的图版编号按原著），参考了以上羽田、内藤以及皮里等三文。可是根据《晋书》，李柏任西域长史是在324年，李柏文书的书写期也应该与此相当，但《晋书》中没有任何记载。这里一定存在某种错误。（5）王国维的论文是继羽田说之后发表的重要研究。他推定文书的时代在345年或者345年之后。（6）马斯培罗在他的著作《文书之遗漏》的P60和P78，两处引用李柏文书，都依据沙畹的324年说。（8）伊濑氏参考了拙著《西域出土晋代墨迹的书法史研究》中李柏活动的内容，注中引用了羽田说。（9）松田氏在他的著作第130~134页中，涉及有关李柏文书（A60）之论。他否定王说，并修正了羽田说，书写年代推定为328年。（10）森说刊载于去年（译者按，指1959年）6月出版的《书法全集》（平凡社）第14~16、159~160页，书写年代承松田说。

    其中羽田说与王说，对于李柏文书的见解呈全然对立而显得尤为重要；松田说给羽田说作了部分修正亦引起影响。

    上述内藤博士的文章之末，简略地附了李柏尺牍的书法史的解释，而纯粹以书法作品的形式在书法界进行介绍，那大概是始于1914年的《淡书会志》吧。这本杂志由于是珂罗图版，印刷精美；当时印量少，只是在一部分会员中颁发。其次是与我所从事的研究有关。因为在1930年，我撰写了《王右军研究的草案》一文，在杂志《春兴集》一卷4号、5号、6号、二卷1号中分四次连载。第一次的卷首刊出了李柏文书的大片（A60）写真，并根据羽田说，注上这是王羲之二十四五岁左右时，是一般文化人所书的作品的说明。1931年所撰的《六朝的书法》（一册——东亚研究讲座·第四十一辑）中卷首也刊出了这件写真，注明了羽田说与王说。1938年6月，我编辑的杂志《书法》七卷六号中，刊出了《晋人墨迹集》特集，卷首发表了这件写真，同样承羽田、王说，即在328至345年这一时间。1946年夏，我写作主论文《西域出土魏晋人墨迹的研究》的初稿，中间亦作过介绍。1954年6月，东京国立博物馆编辑的《书法名品目录》中刊出了写真，解说承前。1954年10月，河出书房发行的《定本书法全集》（三）中原寸刊出了李柏大片两件（A60、A61），由此而刊载了我《王羲之前期——以李柏尺牍为中心》一文，见解如前。李柏文书中，附上了张超济文书一组（B77—B87），张文书中，附上了世龙、韦効榖文书（B88、B89）。这是在1946年的初稿中揭载的，部分在后来多次作了简略的解说。河出本刊载的拙文中，开始全部汇集一起公开发表。

    由于如此的趋势，近来书法杂志、书法讲座与启蒙书中，到处能见到这些文书，特别是A60的介绍；李柏文书终于闻名书法界，且受到关注。

    如上所述，对于李柏文书学术上的考论，羽田说和王说颇见分量。正是这样，与李柏文书相关联的东西在出土文书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因此，这一文书的年代一获确定，其它极大数量的，包含重要的出土遗品的位置亦能作出决定；它在书法史上的意义极为重要。下面论述羽田、王两说，并附松田说，最后即是我的思考。羽田、王两说稍为详细，因为我怕断章引用的结果，往往会引起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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