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松田博士说

（1）据羽田说，赵贞的降伏是咸和三四年，李柏文书的书写年代就在是年或翌年，战后派遣李柏慰劳诸国。李柏因征伐赵贞失败，一度沦为死罪，对李柏来说，张骏是他蒙受免死的恩命之人。李柏虽然保留了前职西域长官的官位，但是，其关内侯的爵位是保留不住的。依照汉朝的将军因败战而定死罪，失去爵位的几多事例，李柏的爵位保留值得怀疑。击擒赵贞的人，据《晋书》记载是张骏本人，因此，所谓的李柏再征纯属子虚乌有。

（2）如果从李柏的“臣柏言焉耆王龙”这一文书看，可以明确，焉耆王这时位于张骏之下。羽田博士认为最后是杨宣讨伐焉耆，“另，王国维也是同样的见解，《晋书》（卷八）穆帝纪，永和元年冬十一月（译者按，应为“十二月”）条：‘凉州牧骏伐焉耆，降之’，再于李柏文书的文体上见，此书牍作于骏正式称王，即永和元年以后，于这两点试以决定文书之年次”（以上为原文）。然而，当时河西的实权者，相对来说，和中央是有区别的，对外它得保持王者的姿态，对臣下，当然要使用相适应的文体了。“从王国维的文章着眼，必须说，遗憾的是这不是极为重要的关键之处”。

（3）a、《晋书》四夷传焉耆之条有杨宣征讨焉耆的记事；b、《晋书》张骏传有河州、沙州建置的记事；c、《魏书》张骏传有三州建置的记事，沙州由敦煌、晋昌、高昌三郡组成，沙州刺史杨宣征伐焉耆必定是高昌郡开设以后所发生的事件；比如退一步讲，杨宣的前官为西胡校尉，时官称却与李柏的西域长史相抵触（译者按，据《魏书》张骏传，杨宣官西胡校尉，李柏官西域长史，二者重复。西胡校尉官称较晚）。因此，可以认为，李柏出任西域长史应在杨宣之前。

（4）西域长史李柏慰劳诸国驻于目的地海头（故楼兰），是为高昌的赵贞和河西张骏之间决战作准备的。这样，先抵高昌慰抚邻边的焉耆，乃最重要的策略。所以，李柏文书推断为征伐赵贞之前，即于咸和三年的五月七日所写的。

以上是李柏文书中关于年次考证的部分内容。

  根据前述之例文，有关我的疑问列记如下：

（1）李柏战败之后，尚能保留西域长史、关内侯位，这我在上文已提出疑问。王国维对此亦持有看法，“以减死论”之原因，用“自当去官，或以平赵贞与征焉耆之功再任”去辩解。但是，有关这一事件，尚没有思考的余地了吗？

（2）a、A57“臣柏言焉耆王龙”之句，和前述所引一般属误读。王国维理解为这是李柏上书张骏的表文，而松田氏认为王说也属误读。此文作为致张骏的表文，应该把句读断作“臣柏言，焉耆王（龙？熙？）……”其它趋附羽田说，疑问之项亦相一致。按松田氏的理解，尽管焉耆位于张骏之下，他们之间也只是局限于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再者，作为征伐赵贞时的战前动员的一个方面，仅仅是这么一通外交友好书翰，在书写上当然不会拘泥于所谓的“文体”了。
  b、王国维首先由文体证实了文书是致张氏的表文，其次，从文字上，认定时间是在永和元年，骏称王以后，但松田氏只取了王说之后段，故对王国维有关文体的考释不能得到充分的认同。然而，王氏之文体的考释其实是至为重要的。
  c、和中央相区别，张骏对外保持王者的姿态，对臣下似使用相适应的文体。然这判断大概是因对A59的误读所致的。

（3）西胡校尉和西域长史这一官制上的关系，并无任何记载，这样就可断言二者属于同一职官而相抵触吗？杨宣任沙州刺史之时，尚和李柏无冲突。“比如退一步讲”话锋一转，就认定西胡校尉和西域长史两职官互为抵触，这一观点不是在歪曲吗？（3）a、文中和西胡校尉同时的还有宁戎校尉，这和所谓的西域长史没有任何抵触了吧！

（4）把李柏驻屯海头理解为因征讨高昌而作的前期准备，由此断言李柏文书的书写时间为此事发生之前，即咸和三年，这是全由羽田说所转变而来，但对于羽田说的这一定论，我是怀有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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