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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书稿年代考(三)

shxw 2008-09-08 软笔书论 评论

三、王国维氏说

    (1)从A57的文例上看,是李柏上书张氏的表文。《独断》:“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诣尚书通者也。”此乃后汉的表文形式。作为奏文,似《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首云:“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末云:“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樊毅复华下民租碑》所载奏文,文例亦同,皆无“臣某言”三字。

    晋时期的奏文沿用后汉的奏文体式。刘琨的《劝进表》等首云“某年月日。某官臣某顿首死罪上书”(“书”字上另本脱“尚”字)。今此纸第一行,首有“尚书”二字,则其前一、二行必云“某年月日西域长史臣柏顿首死罪上”,至“尚书”二字乃提行书。史晨、樊毅二碑皆然。开头部分书“臣某言”,实兼备了汉时代的表文和奏文的体式。

    知其为上张氏表者,张骏虽一称臣于赵,又以事晋为名,然西域长史乃其属官,不容自通于晋赵,故所上者必骏或其子重华。

    张骏当初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后称假凉王。李柏表文乃云上尚书,又自称臣柏者,《晋书》:“骏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二府官僚,莫不称臣。”盖纪骏称王以后之事。此表当亦上于骏称王之后了。

    (2)其它二纸,书中所署月日,所言事件、人名,一一相同,实际上是一书之草稿,其所致之人,当即焉耆王。

    书中“王使回复罗从北虏中”的北虏,是匈奴的遗种。后汉以来,常在伊吾、车师间。谓之北虏者,当时尚使用后汉的用语。使回从北虏中,盖自敦煌直北,取《魏略》之所谓新道,必定是北道诸国之使。此时北道诸国,车师已亡,唯有焉耆、龟兹、疏勒三国(见《流沙坠简补遗》的考释)。而龟兹、疏勒之使,当取碛道(即《魏略》之中道),不得从北虏中。唯往焉耆者,则或从北虏中经高昌而西,或由碛道而北(即杨宣伐焉耆之道)。有二道可从故须明言回使所从之道。则此二稿为致焉耆王书无疑。时焉耆使者已回,张氏之使又出,故西域长史腾书以告之。

    (3)其作书年代,也略与表文同时。

    第一稿(A60)云:“今奉台(译者按,着重号按原文。下同)使来西”,第二稿(A61)云:“诏家见遣使来慰劳诸国。”“台”与“诏家”都是晋时用语,天子的意思。

    据《晋书》惠帝纪,永兴元年,帝幸长安之时,唯仆射荀藩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又,《石勒载记》:“乃命洛阳为南郡,置行台。”晋以后袭用之语,六朝人谓天子之居为台城,天子之军为台军,天子之吏为台司。此处台使属同类。

    诏家也是晋时代的言语,指天子。按《苻坚载记》,坚时国有童谣,曰:“河水清复清,苻诏死东城。”《桓玄传》:“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词命,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唯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现此书称诏家,又在苻坚以前。诏家,犹言大家、官家。知台与诏家指称张氏。

    当时,东晋的使者,尚不能径至凉州,何况塞外。假使说石勒之使,即令道出骏地,骏之臣子决不甘以台使称之,则所谓台使与诏家,实谓张骏,而骏未假凉王以前,也不能有此称。然则此一表,二书,皆作于张骏称王以后。

    张骏称凉王之事,不见《晋书》本传,《魏书》虽纪是事,但无年月。伪本《十六国春秋》系此事于咸康元年,《通鉴》则系之于永和元年。伪本《春秋》其于系年舛误颇甚,殊不足据。《通鉴》记骏分置凉、河、沙三州后,即记其称凉王事,与《魏书》相合。按,骏之自署,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督摄三州”,则骏之称王,实以置三州为张本。自是以前,骏自领凉州牧,既分三州,称凉王,乃以世子重华为凉州刺史。《晋书》纪重华刺凉州在永和元年,则骏之称王亦在是年。即此表与书翰书于永和元年之后。而骏之卒在永和二年(伪本《十六国春秋》记卒于永和元年,《魏书》为“建国九年卒”,二记载不合。现从《通鉴》)。所以,此三纸不在骏世,则在重华之世,固可断言。时焉耆王龙熙已降伏(永和元年),故西域长史与之通书。张氏之使得至西域,此求之情势而亦合者。

    (4)然李柏为西域长史,实不始于此时。《晋书》:“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以减死论。”又:“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地为高昌郡。”二事均无年月。然骏永和元年所置河州中有高昌郡,则赵贞之灭,当在永和之前。然则李柏——为长史于赵贞未定之前,而尚任于张骏称王之后,盖前此“以减死论”,自当去官,或以平赵贞与征焉耆之功再任。

    (5)“参事”者,参军之略。后汉末,孙坚始参车骑将写张温军事,后遂为官名。然晋以后多略称参军,其称参事者,唯见于此书。

    “海头”之解,见书本之序(译者按,即《流沙坠简》序)

    以上王说我几乎是全面的赞成,逻辑严密,行文规范,真不愧属于中国传统文人的思维;但是:

(1)李柏书翰若不在张骏之时,即在重华之时,然“重华之时”又是如何获得的呢?由于检阅《前凉使》时有过印象,我对这一点持有疑问。
 (2)关于李柏的再任,论述不够清晰。
 (3)书翰中的用语有详细的注解,而“慰劳诸国”没有触及。这也是其中的问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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